《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第二三部分-笔记
第二部分-500年世界发展史
过去500年简述
1500年的世界
1500年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但运行方式与今天无异。这是因为，虽然自1500年以来事物进化了许多，但事物的进化方式始终未变：进化的上升趋势带来了进步，大周期带来了围绕着上升趋势的波动和颠簸。
当时的世界要“大”得多。
当时并不存在国家，相反，领土是由家族治理的。1500年，还不存在拥有边界和治理秩序的主权国家。这种形态尚未出现。相反，当时存在的是被称为王国和王朝的大规模家族统治地域，这些地域由国王和皇帝管理，这些君王几乎不间断地与邻邦争斗，争夺财富和权力。
宗教和宗教领袖的权势比现在大得多，而且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并不存在。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精英（即拥有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一小群人）包括君主、神职人员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君主的权力被视为神赐，神职人员是神的代表，贵族管理农民，基本把农民当耕牛一样对待。
尽管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位于世界的两端，几乎没有接触，但双方的社会运行方式大体相同，只不过中国的制度规模更大、更成熟、宗教性更弱。
当时世界的平等程度低得多。所有人都要平等以待，并由法律来规范，这样的观念当时并不存在。
1500年的世界各大国
欧洲
- 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着西班牙及其所辖的所有领土，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这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
- 瓦卢瓦王朝（后来的波旁王朝）统治着法国，它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对手，这导致了两大王朝之间的很多争斗。
- 都铎王朝统治着英格兰，当时英格兰还不是欧洲的重要势力，不过其实力在不断壮大。
- 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经常以共和国形态存在，由显赫家族治理，是当时的活跃地区。1500年欧洲的大部分金融、商业、知识和艺术创新都源于这些国家。
- 教皇国是由教皇和天主教会统治的。在整个基督教欧洲，君主、贵族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遵循着典型的模式：精英相互支持，以使统治秩序符合自身的利益。
- 留里克王朝和后来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着俄国，当时俄国是一个外围大国，对欧洲人来说似乎很遥远。
- 得名于其统治家族名称的奥斯曼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此城由其在1453年征服。
除此之外，欧洲各地还有成百上千个家族统治的公国。它们总是征战不休，因为各自都必须不断防御入侵，与邻邦交战。盟友和仇敌关系始终很重要，而且在不断变化。
亚洲
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像欧洲帝国一样，明朝实行世袭制统治，皇帝自称拥有“天命”。皇帝监督着官僚机构，官僚机构由大臣和军事领袖管理和保护；拥有土地的显贵家族管理着农民，他们与大臣和军事领袖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不过有时会发生争执）。1500年，明朝正接近力量的顶峰，在财富、技术和权势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都有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
当时，儒家学者被视为处在社会等级制近乎顶端的位置，这促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势。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深入学习儒家思想，并通过竞争激烈的科举。政治决策经常基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解读。
讽刺而同时又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是，明朝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可能正是导致其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明朝皇帝自以为万物已备，别无他求，所以结束了探索世界的行动，关闭门户，安享生活，把管理政府的工作交给了大臣和宦官，这导致了功能失调性的内斗、腐败、虚弱和易于被攻击的脆弱。文化风气从务实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转向了咬文嚼字的学术。
在亚洲其他地区，1500年左右是一个分裂化的时代。印度分为数个王国，包括北部的德里苏丹国和南部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印度当时并不起眼，但它在不久之后会变得引人瞩目，因为在16世纪20年代，莫卧儿帝国开始征服印度，最终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同样，日本在1500年也分为许多个实体，经历了内战，并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所以当时日本也不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强国。
中东
到16世纪中期，之前提到过的奥斯曼帝国也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其主要对手是波斯（现在的伊朗）新兴的萨法维王朝。
美洲
最大的帝国是以墨西哥为中心的阿兹特克帝国（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人口规模可能超过当时欧洲的任何城市）和位于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但很快欧洲人到来，摧毁了这两个强国，导致新殖民地的出现，包括276年后建国的美国的前身。
非洲
这个比欧洲大三倍的大洲，当时分为数十个小国，位于这些小国之间的通常是广袤而人烟稀少的地区。1500年非洲最大的国家是位于西非的桑海帝国，以贸易中心和伊斯兰学术中心而闻名。
这就是1500年的情况。世界秩序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500年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
1500年以来发生了太多重要的事情，我可以陈述一下1500年至今的世界变化历程中的亮点，重点是一些关键的主题和变化，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对其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最重要的变化是导致人们行为变化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在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方面。这就是这段历史进程背后的因素。我们很容易识别出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因为这些时期通常被称为“革命”和“时代”（尽管有时这些时期有别名）。
商业革命（12-16世纪）
商业革命是指从单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转变为包括多种商品贸易的经济形态。这场从12世纪开始直到1500年的演进，以意大利城邦为中心，由于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城邦变得极为富有。
首先，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使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陆路贸易（尤其是香料和奢侈品贸易）的发展大大减缓，这为海上贸易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其次，一些意大利城邦发展出了以罗马共和国为模板的共和制政府。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府相比，这些城邦的政府创造力更强，反应更灵敏，这为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威尼斯，人们能够以合理的利率迅速借到资金，这对威尼斯是巨大的利好。尽管1500年左右，在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后，威尼斯最终违约，但具有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在荷兰、英国等其他地方流行起来。
文艺复兴（14—17世纪）
1300年左右，意大利各城邦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模板。从那时到17世纪，这种思维方式在欧洲流传。这一时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做出了一个重大转变，以逻辑推理而不是神意来解释世界的运转。
艺复兴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自我强化循环的案例之一，我在第5章中描述过这种循环：和平时期里，创造力和商业彼此促进，带来经济繁荣和巨大进步。
文艺复兴的核心和推动力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家族及其成员，他们是商人和银行家，而不是封建君主。他们利用自身财富来支持艺术、建筑和科学。伴随着艺术和建筑的繁荣，科学、技术和商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由于15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知识和思想快速传播。
随着这些新思想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欧洲传播开来，一些杰出人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英格兰的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培根、法国的笛卡儿和荷兰的伊拉斯谟。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尽管精英的提高幅度比农民大得多。
在意大利，这段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最终导致了放纵、腐化和衰落，各城邦竞争力下降，财政状况恶化。
探险和殖民时代（15—18世纪）
探险时代开始于15世纪，当时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寻找财富，历史上第一次在许多不同的民族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开始使世界变小。这个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大致重合，因为文艺复兴非凡的技术成就转变为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远航船带回来的财富为文艺复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
各国的统治家族支持这些赚钱的探险活动，并与探险者分享利润。
随着欧洲各国找到新的途径，使探险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增加，全球贸易的兴起也使各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值得注意的是，新财富（尤其是白银）流入欧洲，推动了基本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这被称为“西班牙价格革命”，之前几百年里欧洲物价稳定，而在这场革命之后，物价每几十年翻一番，这提醒我们，大变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只根据最近的经历来判断，就会觉得这样的巨变是不可思议的。
明朝曾有过自己的探险时代，但最终放弃了。
这场内敛的结果是中国进入孤立主义时代，日本也是这样，这在日本被称为“锁国”。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中国和日本基本上断断续续地从对外开放转向了疏离和孤立。
宗教改革（1517—1648年）
在欧洲，从16世纪开始，新教宗教运动发起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革命，这导致了一系列战争，以及当时欧洲的既存秩序被推翻。如前所述，当时的既存秩序由君主、贵族和教会组成，三者结为共生关系。
宗教改革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势和腐败，寻求建立一种独立的宗教，人们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是以教会的规则为中介。
这场宗教运动以及通常持续不断的权力争斗，打破了既存的欧洲世界秩序。
宗教战争与反对现存秩序和精英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其中包括法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估计有300万人在此战中丧生。这些因素后来又导致了英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宗教改革使新教徒获得了大量的权利和自由，并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使德国陷入严重分裂，这种分裂不断加剧，直至17世纪中期，极其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宗教改革还导致各国长达100多年的内战。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规模战争带来了新秩序，随后是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
三十年战争（1648年）
之后的新世界秩序表面上看，三十年战争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交战，然而完整的情况要比这复杂，涉及与财富和权力有关的阵营划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战争结束时，新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以确立。该和约带来的最重要突破是确立各国的地理边界，并规定各国国民拥有决定本国事务的主权。像大多数大规模战争和新秩序建立之后的时期一样，各国接下来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荷兰从混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然而，财富和权力争斗仍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继续，其中最重要的是衰落的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明（17世纪）
从荷兰人开始，开放且公众积极参与的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储蓄者有效地把他们的购买力转移给了企业家，而企业家得以将这种购买力用于生产性和盈利性用途。这大大改善了资源配置，并刺激了经济，因为这创造了新的购买力，并且造成了资本市场周期。尽管资本主义的形成涉及许多因素，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与之不无关联，尤其是公开交易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如1602年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开业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首次发行政府债券（为对法战争筹措资金）。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明成了实际GDP从缓慢增长转变为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科学革命（16—17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从宗教中找寻真理到从逻辑推理中找寻真理的转变，宗教改革推动人们质疑权威、独立思考，科学革命是这两方面的延伸。这些因素促进了科学方法的发展，科学方法加深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这些因素还确立了一定的规程，通过这些规程，人们可以调查和证明科学发现。这些因素还带来了很多发明，这些发明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科学方法是在17世纪初由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的，尽管天文学的许多重要进展，尤其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工作出现于更早的16世纪。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来第一次，这些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欧洲人对太阳系的认识，同时解剖学、数学、物理学（如牛顿运动定律）等许多其他领域也有了一些发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18—19世纪）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它解放了人，使人变得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性，并为人们提供了资本，这使许多社会向新的以机器为基础的制造过程转型，带来了一个生产率持续和广泛提高的时期，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从地缘政治上看，这些发展对英国帮助最大，许多最重要的创新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于1800年左右赶上了荷兰，并于19世纪中期超过荷兰，当时大英帝国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接近历史顶峰（约20%）。
启蒙运动与革命时代（17—18世纪）
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理性时代，本质上是用科学方法来指导人的行为。这种思维方式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洲广泛传播。在更早的思想运动时期，君主和教会的权利衰落，个人的权利提升，这种思维方式是上述趋势的延续。
在亚当·斯密等思想家的推动下，经济学等新的领域不断发展，同时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物推动政治哲学向新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启蒙思想促进了理性和个体自由，削弱了君权和宗教权，并带来了一场致力于推翻君主制的运动，此运动也被称为“革命时代”。
拿破仑战争及其后的新世界秩序（1803—1815年）
拿破仑战争从1803年持续到1815年，大英帝国及其盟国打败了拿破仑及其盟国。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胜利者聚集在一起，经维也纳会议的讨论，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根据避免战争的均势理念，会议划定了新的各国边界，以确保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占据主宰地位。大英帝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帝国，和战争结束、新秩序建立后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出现了一段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西方列强进入亚洲（19世纪）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英国等西方列强带着炮舰来到印度、中国和日本，给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奉行孤立主义。印度由莫卧儿帝国控制，该帝国曾扩张为南亚大国，但在18世纪快速衰落。西方列强当时在军事上先进得多，希望以武力迫使这三国开放贸易。中国试图抵抗英国，但失败了；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在1853年美军指挥官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驶入东京湾后，实行了贸易开放。
这些历史发展导致清朝最终灭亡，日本内阁辞职，以及英国继续控制印度。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这些历史发展还导致它们意识到自己需要现代化，因而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这一改革很成功，而中国的不成功，因而继续遭受西方列强欺侮，中国人称此为“百年屈辱”。
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第二波创新大浪潮出现了，最初是围绕着蒸汽动力的运输（如铁路），接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电力、电话、可互换的零部件及其他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中心，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获益者是美国。与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时期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资本市场中的放纵行为，使美国进入“镀金时代”。
共产主义的出现（1848年）
19世纪中期共产主义出现并发展起来，这是对以下因素的回应：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好处更多地为新技术的拥有者所获得，而不是为工人所获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者与权力既有者之间的冲突加剧，导致了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革命，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在这两国执政。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20世纪，20世纪有两个包含繁荣、萧条、战争和新秩序的大周期，我们目前似乎正处于第二个大周期的后期阶段。
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大周期兴衰
16世纪中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荷兰尝试了一系列起义之后，最终变得足够强大，于1581年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从1625年到1795年崩溃，荷兰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和力量，超越哈布斯堡王朝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帝国。
荷兰帝国崛起的原因，就是前文阐述过的所有典型原因。荷兰在1650年左右达到顶峰，那个时代现在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虽然荷兰人口不多，领土狭小，无法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导性军事大国，但荷兰凭借经济实力、复杂的金融体系和强大的海军，完全弥补了这一劣势。强大的海军能够保护在世界各地拥有交易站和殖民地的荷兰帝国。这使荷兰盾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荷兰发展轨迹：
1、荷兰起义与八十年战争 2、新秩序，荷兰独立 3、经济繁荣与外汇储备 4、不平等加剧 5、经济问题，阿姆斯特丹银行挤兑 6、新秩序，维也纳会议
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向荷兰帝国的转变
当旧帝国变得虚弱衰败时，新帝国就会崛起。荷兰帝国发展历程的起点，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变得虚弱、衰败和过度扩张之时，哈布斯堡王朝的这场衰落符合所有典型的特征。
由于在探险时代获得的财富和力量，西班牙尤其强大。西班牙舰队显然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海军。西班牙银币几乎成了一种储备货币，连遥远的中国都在使用它。16世纪中期，情况开始变化，哈布斯堡王朝强盛阶段播下的衰落种子开始发芽，一场革命性的力量转移开始酝酿。
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符合许多典型的情况。没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向拥有它们的精英发动了革命，挑战现存秩序。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述，新的宗教思想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这是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革命，罗马天主教会被视为腐朽的剥削势力。当时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富有而强大的政治力量，是现存秩序的组成部分。当一群被统称为新教的宗教反对派群体挑战现存体系时，这场革命爆发了。
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发展轨迹：
1、哈布斯堡王朝继承西班牙 2、新秩序，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合 3、创新、船舶进步与探险时代 4、内部冲突，荷兰起义爆发 5、领导不利，费利佩二世和费利佩三世 6、外部冲突，三十年战争 7、新秩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8、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的统治终结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挑战教皇对《圣经》解释的垄断，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教皇权力。
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冲突加剧导致不稳定和一系列可怕的内战，最终以17世纪中期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为顶峰。其最大的负面影响由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承受。
查理五世未能阻遏宗教改革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及其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他被迫在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和约》，该和约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他退位并将领土分为两部分：神圣罗马帝国，他传给了他的弟弟斐迪南；哈布斯堡王朝其余的大部分地区，他传给了儿子费利佩二世，其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但也包括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从那时起，帝国的衰落就遵循着常规脚本。
- 帝国在军事上扩张过度。
- 糟糕的国家财政导致了典型的有害组合：税收增加、印钞和债务增加。
- 不断上升的食品价格令中下阶层深受其苦。
- 内部冲突加剧。
- 领导力恶化。
16世纪发生的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它甚至没有放弃对荷兰的领土主张——直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它才放弃这一主张。但这些事件的确为荷兰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条件。
兴起
从1581年到1625年左右，荷兰帝国兴起，这一过程遵循着帝国崛起的典型步伐，第1章中对此有过描述。更具体地说：
- 在“沉默者威廉”的领导下，荷兰在八十年战争中反抗西班牙统治，最终胜利，1581年荷兰共和国独立。
- 因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是为了让每个省保持高度的主权，所以荷兰帝国的崛起是由一群政治家推动的，而不是由一个君主或领导人推动的。
- 荷兰价值观和文化重视教育、储蓄、才能和宽容。
- 脱离西班牙使荷兰能建立一个更开放和更具创造性的社会。
- 荷兰人发明的船舶能周游世界收集财富。能为这些活动及其他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的资本主义以及许多别的突破，使荷兰变得富裕而强大。荷兰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大型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贸易额占到了全世界的1/3左右。荷兰人对新思想、新人才和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帮助他们快速崛起。
- 为支持贸易，荷兰政府增加了军事投资。
- 荷兰人还创造了除金银之外世界上最早的储备货币荷兰盾。
由于采取了这些经典而稳健的基本措施，荷兰变得富裕起来，其人均收入达到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多。荷兰人继续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大举投资，以巩固他们的成功。荷兰人的识字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他们继续发展资本市场，阿姆斯特丹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荷兰人口只有100万~200万，却做到了这一切。
荷兰人的教育水平很高，非常勤奋并富有创造力。事实上，荷兰在鼎盛时期，即摆脱西班牙独立前夕，贡献了全世界约1/4的重大发明。
荷兰人两个最重要的发明是：(1)效能极其优异的帆船，使他们能在世界各地航行，这一点再加上他们从欧洲战事中获得的军事技能，使他们能收集巨大的财富；(2)为这些行动提供推动力的资本主义。
荷兰的资本市场周期
荷兰人发明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对荷兰和全世界来说，这都很了不起，但像大多数伟大发明一样，这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致命后果。尽管生产、贸易和私有制以前就存在，但大量的人能通过公开股票市场，集体购买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的所有权，这在以前并不存在。1602年，荷兰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从而开了先河。
像大多数发明一样，这些资本市场方面的发展也源于必要性和自利需求。寻找新贸易路线的世界远航是有风险的事业，所以商人有理由把一些与远航相关的风险出售给其他人，交换条件是获取未来利润中的一部分。
1602年8月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成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上市，使持股人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持有股票的荷兰成年人的比例超过2%）。
而且该交易所对股票的持有和转让有明确规定，使市场变得更透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具有同等革命性的发明。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具有今日公司的许多特征，包括股东、公司标识、董事会等。
重要的是，荷兰在竞争中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从而赢得了主要奖品——欧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中的更高份额，这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除创建股票市场外，荷兰还建立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银行体系，这个体系迅速发展，并开始为荷兰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国际贸易提供融资。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汇票提升了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波罗的海贸易和俄国贸易中，人们完全依靠荷兰盾和阿姆斯特丹银行汇票来定价和结算合同。
新世界秩序：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接着发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尽管在这场全欧洲范围内的冲突中，荷兰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但考虑到这场战争对更广泛的欧洲内部与外部秩序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较为详细地说一下这场战争。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典型的财富和权力争斗，只是其持续时间比一般的斗争长得多。战争的一方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与他结盟的是德国天主教地区（最重要的是巴伐利亚），以及西班牙和教皇国。另一方是德国新教贵族，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与丹麦、荷兰、瑞典和法国结盟。交战的原因涉及金钱、宗教（新教徒对抗天主教教徒）和地缘政治。战争中的结盟关系非常复杂。例如，尽管法国君主信奉天主教，并由红衣主教黎塞留主导国家政策，但法国与信奉路德宗的瑞典和主要信奉加尔文宗的荷兰结盟（起初是秘密结盟，后来变成公开结盟）。原因是金钱和地缘政治因素比宗教意识形态因素更重要。
哈布斯堡王朝输掉了这场战争，其实力被明显削弱。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扩大了神圣罗马帝国诸王公的自治权，进一步削弱了奥地利皇帝对其他邦国拥有的有限权力。更重要的是，该和约发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亦即，该和约承认了国家主权，承认国家能在其地理边界之内制定决策（如决定本国的宗教、语言和所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规定要尊重各国之间的边界，再也不能让无视边界、随心所欲攫取权力的行为发生（当然一国有意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情况除外）。国家概念的出现带来了民族主义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这重塑了敌对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概念。这也大大削弱了宗教当局的权力。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反映了我所说的“战争带来的疲惫”，这促成了接下来一段很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像所有大规模战争一样，三十年战争造成了毁灭性的生命、财产与财富损失。欧洲1/4的人口死于战争、疾病或饥饿。因为战争的恐怖性甚至大大超出渴望战争者的想象，所以战争带来重新界定秩序的和约，战后出现和平时代，直到下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新的均势和相对稳定时代的到来，令荷兰获益良多。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保护了荷兰免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威胁。
同时，●战争会造成毁灭性的财政打击，对战胜方如此，战败方更不言自明。例如，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且仅间接参与了大部分战事，但法国遭遇了很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不稳定，并因此面临广泛的国内叛乱。
顶峰
荷兰黄金时代使荷兰人把注意力转移到“好好过日子”上，这削弱了荷兰的财政实力。其他国家也崛起并开始挑战荷兰。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新思路，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这场转型以英国为中心。
荷兰曾于17世纪在创新、贸易和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领导者，但这次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最终，维持一个衰落和过度扩张的帝国变得不可持续。
荷兰发展的主要事件：
(A)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
(B)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和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成立。
(C)第一次和第二次英荷战争。
(D)七年战争和1763年的影子银行危机。
(E)第四次英荷战争，阿姆斯特丹银行挤兑。
(F)荷兰东印度公司被国有化，荷兰帝国衰亡。
在顶峰时期，荷兰在很多因素上发生了逆转，我们之前曾讨论过这些典型因素。
- 荷兰教育和技术优势受到侵蚀。
- 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落，荷兰总体上变得竞争力不足。
- 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超越荷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强国。
- 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使荷兰扩张过度、负债过度。
- 这一切导致荷兰盾的储备货币地位衰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荷兰输掉了一场战争（也因此输掉了重要资产），荷兰盾的储备货币地位最终恶化。
- 随着荷兰帝国的衰落，荷兰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侵蚀。
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欧洲带来了相对和平与稳定，但荷兰在帝国时期仍参与了一系列冲突，这是因为对手看到了荷兰的弱点并发起了攻击，尤其是争夺贸易利益的海战：
- 八十年战争（1566—1648年）
- 这是信奉新教的荷兰反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起义。
-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
- 这是一场贸易战争，起因是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航海条例》，规定所有从英国美洲殖民地运出的货物都必须由英国船舶运输。这场战争大体上不分胜负，未能解决英荷两国的贸易竞争问题。
- 丹麦—瑞典战争（1657—1660年）
- 这场战争始于瑞典对荷兰的盟国丹麦宣战，威胁到利润丰厚的波罗的海贸易路线。荷兰打败了瑞典。
- 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
- 英格兰与荷兰因另一场贸易纠纷而开战，最终荷兰获胜。
- 法荷战争（1672—1678年）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
- 这些也是贸易战争。荷兰挫败了法国征服荷兰的计划，并迫使法国削减一部分关税，但荷兰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成本。
- 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
- 为报复荷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北美殖民地，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最终荷兰大败，宣告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的时代终结。
到19世纪中期，荷兰帝国已不再是世界领先的帝国。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借鉴了荷兰的创新，也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增强本国国民的能力。这些能力加上资本主义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进步，形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现存概念的不断改进，从而使生产效率变得更高，例如标准化的投入和将生产从个体工匠那里转移到工厂。工业革命还带来了革命性的新发明。这提高了英国的生产力，使英国获得了更多的贸易，并形成军事实力。
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在变得极其富有的同时，其竞争力减弱了，例如荷兰人的工资通常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竞争优势。
荷兰经济增长率相较于其他大国放缓，使之更加难以支付和维持庞大的帝国。为保护本国拥有的巨大财富，荷兰介入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导致扩张过度。
虽然这一时期荷兰其他方面的实力开始衰落，但荷兰盾的储备货币地位依然坚挺。由于汇票是国际贸易信贷的主要工具，所有想和荷兰进行贸易的商人都必须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开设账户，因此大约40%的全球贸易是在阿姆斯特丹用银行发行的荷兰盾来结算的。荷兰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政策使荷兰盾成为很有效的交换媒介和财富储存手段，荷兰商业实体和银行坚持要求使用荷兰盾，这些因素都巩固了荷兰盾作为最早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给予荷兰“极大的特权”，使荷兰能背负很多债务。
衰落
1750年左右，英国（以及法国）变得比荷兰强了，这既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力增强了，也是因为荷兰变弱了。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荷兰(a)负债更多，(b)国内发生了许多财富争斗，(c)军事实力衰落。这些都使荷兰易于遭受衰落和外部攻击的伤害。
随着来自海外的收益下降，富有的荷兰储蓄者将现金转移到更具吸引力的英国投资项目中，因为英国经济增长强劲，投资收益率更高。
尽管如此，荷兰盾仍被广泛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用。如前所述，储备货币地位改变的时间，通常晚于帝国兴衰的其他主要推动因素恶化的时间。接着，和通常的情况一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一场战争中挑战现有大国。
从18世纪70年代起，英国开始干预荷兰的航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荷兰与北美殖民地进行武器贸易后，冲突升级。作为报复，1781年英国在加勒比海对荷兰海军进行了大规模打击，占领了荷兰在该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地。荷兰东印度公司失去了一半的船舶，也被隔绝于关键贸易航线之外，为维持生存，不得不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大举借债。与荷兰竞争的国家趁着荷兰失败，从荷兰那里夺走了更多的航运业务机会。英国对荷兰和东印度群岛的封锁造成了一场流动性危机。
财务损失和巨额债务导致了典型的反应：央行发行更多货币。为了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贷款，阿姆斯特丹银行发行的纸币越来越多，随之很快变得明显的是，该行所持有的金银将不足以偿付所有的票据。这导致了常见的“银行挤兑”进程，投资者将纸币换成贵金属。在该行的贵金属储量耗尽的同时，荷兰盾的供给飙升，尽管人们对荷兰盾的需求下降了。
利率上升，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得不让荷兰盾贬值，这削弱了荷兰盾作为财富储存手段的可信度。结果，英镑取代荷兰盾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阿姆斯特丹银行最初使用第一类货币体系（贵金属），然后演变为第二类货币体系（与贵金属挂钩的纸币）。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场转变是在财政紧张和军事冲突期间发生的。危险在于这场转变削弱了人们对荷兰盾的信任，加剧了类似于银行挤兑效应的风险，后来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随着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再有任何信用这件事变得明显，投资者纷纷转向其他资产和货币:
(A)在荷兰衰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盾币值保持稳定。
(B)第四次英荷战争导致印钞和荷兰盾开始受到压力（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挤兑）。
(C)法国大革命之初，随着投资者寻找安全避风港，出现一段短期的稳定。
(D)法国推翻荷兰政府，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基本上消失一空。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相对于投资崛起帝国所获得的回报，对衰落帝国的投资资产所获得的回报降低。例如，投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投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的回报，荷兰政府债券的回报率也远低于英国政府债券的回报率。
荷兰帝国的衰落导致世界历史上的下一个大周期：大英帝国及其储备货币的兴衰。
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大周期兴衰
世界秩序的变化发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实力相当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斗争时，一方取胜，成为主导者，有能力制定新的规则，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之前，崛起国需要让本国实力达到与霸权国相当的水平，所以任何大国都是在远未成为大国之前，就开始本国的崛起之旅的。同样，在任何大国不再是大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其衰落之旅还在延续。
远在英国变得显赫之前，大英帝国的崛起之旅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英国必须先打造自身的教育、制度和技术实力，以提高竞争力，然后才能挑战和击败荷兰。
虽然随着18世纪后期荷兰的衰落，英国首要的贸易和金融竞争对手失势了，但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才完成崛起，因为它还要打败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拿破仑领导的法国。
拿破仑急于通过拿破仑战争征服欧洲，成为第一强国。
英国通过有效的经济战和军事战取得了胜利。接着，遵循确立主宰权的战争之后的典型大周期脚本，出现了一种由胜利者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之后是一段长期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在这个案例里是100年。这正是英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时候。
在英国鼎盛时期，其人口只占全世界的2.5%，但大英帝国创造了全世界总收入的20%以上，并控制着世界上20%以上的陆地和25%以上的人口。
兴起
对英国和欧洲来说，17世纪早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大大改变或者颠覆了之前的所有秩序。如上一章所述，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和变化，因为这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宗教和经济阶层之间的战争，最终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新的欧洲秩序。该和约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家，并造成了一个分裂的欧洲，导致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选择。
英国国内也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发生混乱，即英国内战，这场残酷暴力的战争是之前几百年里不同阶层斗争的延续，接着是光荣革命，它以不那么暴力的形式使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些冲突的共同之处是都削弱了君主并强化了议会，也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英国内战导致国王（查理一世）被审判和处决，君主政体被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的联邦取代，其统治者是领导反王室起义的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
这些冲突建立了法治而不是君主制，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为英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是由于强有力的议会为相对唯才是举地选拔国家领导人创造了条件，因为首相必须获得议会的信任，而不能仅仅为王室所宠信。在英国后来崛起并发展到顶峰的过程中，一些政治家领导了国家，他们是塑造英国的强有力的力量，例如老威廉·皮特和他的儿子小威廉·皮特、罗伯特·皮尔、威廉·格莱斯顿和本杰明·迪斯累里。他们都出身于商人家庭，而不是乡绅家庭。
议会的这种革命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与如何在各机构间分权、政府应当如何运作有关，从17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上帝。
辩论和质疑受到鼓励。基础教育进步（这带来识字率的上升），思想通过印刷材料传播（最早的百科全书和字典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印刷的），越来越多的跨国精英（他们博览群书并营造了跨国联系）出现，这些因素带来了一个新的范围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公共空间”。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提出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西方世界仍很重要。
启蒙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国家，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的专制君主到美国开国元勋采用的代议制政府。英国尤其受益于启蒙运动带来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法治，以及启蒙运动对科学的重视，这为重大发现提供了支持。
尽管这些实力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繁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制度对法治的尊重，以及有力的教育，为英国在商业和创新方面取得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带来了大英帝国的崛起。
同时，英格兰在财政上变得强大起来，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中化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使英国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收入比其国际竞争对手多得多。到18世纪，英国的税负几乎是法国的两倍。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这促使英国政府债务标准化，增强了政府债务的流动性，提高了政府的借贷能力。与这些改革相一致的是，18世纪初，政府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跌，既是直接下跌，也是相对于其他国家下跌。
工业革命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重视发明创造的文化，新想法（尤其是关于如何改进机器的效率，更好地完成此前靠大量人力完成的工作）的发展能够得到资本的经济支持，这些因素创造了一大波竞争力提升与繁荣。英格兰在地质上拥有丰富的铁和煤，这极大地推动了这场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如第8章所述，这场转型改变了欧洲。此前欧洲主要是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很贫困，权力掌握在地主精英手中。此后欧洲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民众整体上富裕多了（尽管精英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收益），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官僚和资本家手中。从地缘政治上看，英国取得这些实力后，得以在1750年左右超过荷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强国。30年后，英国在战争中击败荷兰，明显地成为世界第一帝国。
这场生产力革命始于农业领域。农业发明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这还使食物种类更丰富、价格更便宜，从而使人口激增。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人们涌向城市，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从而惠及工业。工业革命的推动力不仅是蒸汽机等全新的发明，还包括对现有概念的调整和改进，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标准化的投入和将生产从个体工匠那里转移到工厂。充足的劳动力和能源以及相互联系的全球市场，共同推动了创新的爆发。下面列出了英国创新的时间和节奏。
- 1712年：蒸汽机发明。
- 1719年：丝绸工厂建立。
- 1733年：飞梭纺织机（基础性纺织机）发明。
- 1764年：珍妮纺织机（多轴纺织机）发明。
- 1765年：（用于蒸汽机的）的分离式冷凝器发明。
- 1769年：水力纺纱机发明，蒸汽机得到改进。
- 1785年：动力织布机发明，铁精炼技术得到发展。
- 1801年：带轮子的蒸汽机车发明。
- 1816年：铁路蒸汽机车发明获得专利。
- 1825年：连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铁路开始建设。
新的城市人口需要新型的商品和服务，这要求政府变大，花钱来促进住房、卫生、教育等事业，并建设新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法院、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权力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官僚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
这一点在英国最为明显，英国有许多最重要的创新，并利用新的生产方法领先于其他国家，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
随着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需要具备军事斗争能力，以保护和维持自身的利益。英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帮助它建立殖民地，夺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并确保对全球贸易路线的控制。帝国的盈利大于军费开支，因为军费开支支持了经济活动。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创新和荷兰盾的衰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换言之，大英帝国在沿着崛起帝国的典型大周期步伐前进。
回头来看英国崛起的历程是显而易见的。回顾并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容易的，但要在当时预估和察知这一趋势，并为此做好准备，则是另一回事。
假如我活在18世纪早期，观察我设定的指标时，我会看到荷兰仍处于顶峰，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作为大国也在崛起，当时我会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很好的状态。
为什么不是法国
当时法国正处于大债务周期上升阶段的早期，本应展现出强劲的经济实力。当时一场投资热潮即将变成泡沫，这个泡沫后来破裂了。
很自然地，法国人纷纷放弃贬值的纸币，转向金属货币。新的法律禁止设定超过5%的利率，这意味着只有信用最良好的借款人和最稳定的投资才能获得资金。结果，新企业几乎不可能获得资金。没有那么多的实际货币。
此外，也很符合典型情况的是，代价高昂的战争使财政状况恶化。以下是法国参与的部分战争:
-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年）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
-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
- 七年战争（1756—1763年）
-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
虽然其中的一些战争给法国带来了领土和战略收益，但最终结果是花费远远大于收益，这最终严重损害了法国政府的财政。法国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故而与英国相比，较难以通过举债来为政府融资，所以法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不受欢迎的沉重税收。
除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上层人还穷奢极欲。路易十六的宫廷以挥霍无度而臭名昭著，例如在凡尔赛宫花园附近斥巨资修建仿乡村风格的观赏农庄——玛丽·安托瓦内特农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这两场大规模战争导致了严重的赤字。同时，美国独立战争进一步普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启蒙思想，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飙升和饥荒。这为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充足条件。
由于法国低效和非代议制的政治决策系统，政府无法筹集所需的收入，也无法制定所需的变革措施。
接着抗议、骚乱和暴动发生。1791年，由新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1793年1月，路易十六（当时对他的官方称呼已改为“公民路易”）被判处死刑。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场革命引发了一场反动，革命领导人自己被捕，新宪法被制定和批准。事实证明新的体系（督政府）是低效的，并迅速因财政问题而瘫痪。然而，该政府仍继续印钞，并迫使富裕公民放贷。最终，不断攀升的通胀因两个因素停止：一是拿破仑通过在意大利成功的军事征服获得了硬通货，并将其注入经济；二是政府宣布2/3的政府债务无法清偿。增税等其他措施进一步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1796年，政府举行了一场仪式，摧毁了它曾用来印钞的印钞机。
拿破仑因素
泡沫、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代价高昂的战争导致了政府破产，接着导致革命，革命推翻了旧秩序，建立了新秩序。组成新秩序的革命领袖们相互斗争，造成了10年痛苦的混乱，这样的混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控制。这都与在历史上重演过无数次的典型情节剧剧本相一致。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拿破仑进入了剧情。拿破仑是典型的时势造出的英雄。
在1799年，他领导了一场政变，自立为第一执政官，最终成为皇帝，并保持独裁权力直到1814年。凭借集中的权力和广泛的支持，拿破仑稳定了法国经济，并使政府专业化。法国被普遍视为一个崛起中的帝国，是其他欧洲强国的强大竞争对手。
像其他类似的领导人一样，他做得过头了。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使战争形势变得不利于他。最终法国被击败。英国和俄国是主要的胜利者。
基于自身财力雄厚，英国能够借很多钱给欧洲盟国来举兵对抗法国。英国在自身及盟国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作战，靠的都是本国的财政资源和海军力量。
新秩序：维也纳会议
战争之后，胜利者聚集起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维也纳会议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如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曾在威斯特伐利亚做的那样，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结成的四方联盟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重组世界秩序，建立了一套欧洲列强相互制衡的体系，该体系大约维持了100年。亨利·基辛格很好地描述了这些历史发展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
这可能没有实现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的所有愿望，却给了这一代人可能更宝贵的东西：一段稳定的时期，在不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或一场永久性革命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他们的愿望……接着出现的稳定时期最好地证明了一种“合法”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所有大国都接受这一秩序，故而从此以后它们寻求在该秩序的框架内部进行调整，而不是推翻该秩序。
所有主要大国都派代表出席了维也纳会议，不过最重要的决定是由核心集团与法国谈判做出的。就像美国在一战后巴黎和会和二战后谈判中的表现一样，英国没有寻求获得大片新领土。英国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导致战争的原因——欧洲力量不平衡问题。以前由四分五裂的弱国组成的地区，如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领土整合，以抗衡法国这样的更中央集权的国家。
战胜国都是君主国，其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为了恢复原状（例如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尽管如此，启蒙运动的新思想继续产生影响力。各国政府转向更具代表性和更以法治为基础的体系，尽管程度不同（俄国基本上仍是专制的）。在英国，自由化是渐进式改革的结果，而在欧洲大陆，变革是一系列革命激发的（最著名的是自由主义的1848年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运动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并导致由多民族组成的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陷入不稳定。
英国力量接近顶峰
从新的稳定状态中获益最大的是大英帝国。不仅英国的主要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被削弱，而且各国间的力量平衡使英国能避免在本土附近爆发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集中精力于贸易和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被称为“光荣孤立”，为英国“百年独霸”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段时期里也有一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如英国的1825年恐慌和美国1837年与1873年的两次恐慌），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如克里米亚战争，交战一方为俄国，另一方为奥斯曼帝国和几个西欧强国结成的联盟）。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大局，那就是英国处于非常繁荣的巅峰时期。
顶峰
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巩固了它在殖民扩张、军事影响力、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方面的主导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帝国的扩张，英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不断上升，在1850年左右达到顶峰，约占全球出口的40%。
而且以英镑计价的贸易所占的份额大于英国贸易所占的份额。1850—1914年，约60%的全球贸易以英镑计价。这些情况播下了后来英国衰落的种子，这种衰落是大周期顶部阶段会发生的典型情况。
尽管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大英帝国继续扩张领土，扩大金融影响力，但其衰落已见端倪，具体包括三个常见因素：(1)竞争力下降；(2)不平等和冲突加剧；(3)新的竞争对手崛起，特别是德国和美国。
竞争力下降
回头来看，19世纪中后期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图景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一段持续的创新时期，科学和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合成材料和新型合金得到生产，石油、电力等新型能源的使用激增。电话和白炽灯泡被发明，很快汽车也被发明。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增强了生产力。结果是，在能够有效进行这种转变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每个工人的产出大幅增加。尽管英国的发明在很多这样的新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英国没有跟上步伐。它未能对其产业进行重组，致使与其他主要工业强国相比，英国每名工人的产出显著减少。你们可以从上图中看到创新和经济力量的长期转变。
不平等加剧
工业化的成果在英国的分配极度不均，造成了极度的不平等。到19世纪晚期，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有所有财富的70%以上，这个比例高于其他国家。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有惊人的93%的财富。
社会变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引发了严重的紧张局势。英国在19世纪中期的政策反应主要集中于制定改革法案，这些法案扩大投票权，减少影响选举民主性的腐败行为。
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出现
除国内问题外，英国在海外也面临着来自他国的挑战。英国与法国在非洲、与俄国在中东和中亚、与美国在美洲争夺影响力。但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德国。
在维也纳会议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时，德国仍分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帝国影响力很大，但普鲁士在迅速崛起，并拥有了一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普鲁士成功统一了其他日耳曼邦国，成为一流强国。普鲁士能取得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出色的战略和外交领导力以及其他成功的常见要素——强有力的教育和竞争力。
统一之后，德国经历了大国崛起中常见的良性循环。新统一的德国以及之前的各邦国都认为，有效的教育系统对德国追赶英国经济来说是关键的一步，所以其从头起步建设教育系统，专注于教授实用的贸易技能以及高水平的理论与应用科学知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法律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初等教育。德国还新建了三所研究型大学。
为了营造创新文化，德国政府向企业提供信贷及技术建议和支持，向发明家和移民企业家提供奖励，向企业赠送机器，并为工业设备进口提供退税和免税。德国还维持着严格的法治，其明确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
到1900年，德国GDP超过英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尽管英国仍是世界第一贸易国。
尽管俾斯麦是一位手段高超的外交家，把经济发展和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外交放在首位，但他的继任者能力平庸，并变得更具进攻性。1888年威廉二世成为皇帝后，迫使俾斯麦辞职，并采取了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政策。
这导致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和英国日益与法国（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死敌）结盟，以遏制德国。威廉二世开始增强德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引发了与英国的军备竞赛。由此开始了大国之间的又一轮竞争。
英国保持了海军优势，但军备竞赛使各大国财政紧张，并进一步动摇了地缘政治秩序。英德竞争只是欧洲各地不断升级的许多竞争中的一场：法国和德国不和，德国对俄国的工业化日益担忧，奥地利和俄国争夺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尽管这些国家间的联姻关系和商业往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紧密，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不会爆发大战，但1914年火药桶爆炸，全面战争开始。这是一战，因为这是世界第一次变得如此之小，相互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地区以某种方式卷入了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十分可怕。上千万名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战争，战后整个欧洲疲惫不堪、虚弱无力、负债累累。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据估计在之后的两年里导致世界各地2 000万~5 000万人死亡。一战期间死亡人数占欧洲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拿破仑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但战争最终结束，又一个新世界秩序建立起来。
1919年，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举行巴黎和会，缔结《凡尔赛和约》，勾画新世界秩序。
因这些债务负担，1920—1923年，德国出现通胀性萧条。除德国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进入了10年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即“咆哮的20年代”。和通常的情况一样，逐渐积累的债务和贫富差距在1929年破裂，导致大萧条。这两个大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在时间上异常接近，尽管两个大周期中都出现了常见的几个阶段。
大萧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在几乎所有大国，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这导致了财富和政治力量的大规模再分配，同时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得以维持。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民粹主义独裁者取得控制权，并试图扩张帝国。
传统上，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通常会有10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方面的冲突。大萧条和二战之间的时期就符合这一规律。
一战后短短20年发生的二战，造成的生命和金钱成本更高。德国和日本战败，美国、英国和苏联战胜，尽管在经济上英国和苏联也失败了，美国在相对财富方面收获巨大。如下图所示，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至少减少了一半，两国的货币在战后崩溃。和通常的情况一样，1945年，二战的胜利者聚集在一起，确定了新的世界秩序。
衰落
1945年盟军的胜利造成了一场财富与权力的巨大转移，就像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一样，美国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战后英国背负沉重债务，维持庞大帝国的代价变得更高，更难以用帝国的盈利来弥补，英国的许多竞争对手变得更强，英国人贫富差距巨大，这导致了巨大的政治鸿沟。
又过了20年，英镑才完全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英镑地位的下滑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包括几次大规模贬值。1946—1947年，英国几经尝试却未能让英镑变得可兑换。1949年，英镑对美元贬值30%。尽管这一做法在短期内有效，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英国竞争力的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反复紧张，并最终导致1967年的贬值
1947年英镑暂停可兑换和1949年英镑贬值
20世纪4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英镑的“危机岁月”。因为二战，英国不得不从盟国和殖民地大量举债，这些债务必须以英镑偿付。二战结束时，如果不增税或削减政府支出，英国就无法履行偿债义务，因此英国不得不要求前殖民地不得主动出售英国债务资产（即英国发行的债券）。
美国迫切希望英国尽快恢复英镑的可兑换性，因为英国的限制措施在减少全球经济中的流动性，影响美国的出口利润。
英格兰银行也迫切希望取消资本管制，以恢复英镑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地位，增加伦敦金融业的收入，并鼓励国际投资者继续储蓄英镑。1946年，一项协议达成，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约为英国GDP的10%），以缓冲可能出现的英镑遭抛售的情况。
到8月底，英镑的可兑换性被暂停，这让美国以及在实行可兑换性前夕购买了英镑资产的其他国际投资者很愤怒。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威胁要停止英镑交易，为此相关方不得不进行外交干预。两年后，英美两国的决策者认识到，英镑无法在现有的汇率下恢复可兑换性，于是英镑贬值。
战后的直接经历让有见识的观察人士清楚地看到，英镑的国际地位不会和二战前一样了。
20世纪50—60年代支持英镑的国际努力失败以及1967年英镑贬值
英镑面临着反复出现的国际收支紧张。国际决策者们对此颇感忧虑，他们担心英镑价值崩溃或迅速转向美元会对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造成巨大损害（尤其是在冷战和国际上担忧共产主义的背景下）。因此，各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支撑英镑，维持其作为国际流动性来源的地位。
但那些措施仍未能解决问题：英国负债太多，竞争力太弱，无法在还债的同时进口所需的东西。1967年，英镑不得不再次贬值。在那之后，即使是英镑区国家也不愿持有英镑储备，除非英国以美元担保英镑的潜在价值。
英镑贬值之后，人们对英镑的信心所剩无几。各国央行开始卖出英镑储备，买入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而不只是在增加外汇储备时减少英镑的份额。英镑在央行储备中所占的平均份额在两年内暴跌。在1968年之后仍在外汇储备中持有大比例英镑的国家实际上持有的是美元，因为1968年的“英镑协议”保证了英镑90%的美元价值。
二战之后的欧洲
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战争的可怕代价促使各国在战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确保这样的战争不再发生。很自然地，新的世界秩序围绕着胜利者展开，这通常是新崛起的帝国。二战后，这显然是美国。
战后秩序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
- 美国是主导性大国，因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警察。
- 联合国成立以解决全球争端。
新世界秩序最重要的金融元素包括：
-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旨在支持新的全球金融体系。
- 纽约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
从欧洲的视角看，新世界秩序的关键是这样的转变：原来是一种均势，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位于顶端；现在则是欧洲国家均筋疲力尽，新的超级大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强大，欧洲光芒不再（特别是在欧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情况下）。鉴于这些压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清晰教训，即分裂会带来巨大代价，欧洲团结的价值显而易见。这成为建立新欧洲秩序的动力，该新秩序逐渐发展为欧盟。
欧盟重要创始人罗伯特·舒曼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欧洲国家为何走到一起。
舒曼的父亲曾是法国公民，1871年德国吞并其家乡阿尔萨斯—洛林后，他变成德国公民。舒曼生为德国公民，但一战后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舒曼变成法国公民。作为二战期间的一名政治家，他曾加入维希政府，后来背弃维希政府，投身法国抵抗力量。战争结束时他处于隐藏状态，德国悬赏10万马克缉拿他。舒曼的重要合作伙伴是战后首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曾是一位持中间派立场的市长，于1944年被纳粹驱逐出政坛，送入集中营。1949年以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身份当选德国总理后，他的政策聚焦于重建德国经济、与其他欧洲大国和解以及反对共产主义。舒曼、阿登纳及其他欧盟创始人的计划是让战争“不仅变得不可想象，而且在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他们的第一步是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听起来像是一项狭义上的经济协定，但其明确目标是创建一个欧洲联盟。《舒曼宣言》里写道：
随着煤炭和钢铁生产的集中，建立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将立即具备条件，这是建立欧洲联盟的第一步，这也将改变那些长期以来专注制造战争弹药的地区的命运，而受这些弹药伤害最持久的正是这些地区。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新的欧洲地缘政治秩序是与新的金融/经济秩序一起建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新的共同货币（欧元）和共同经济规则，包括与政府赤字相关的规则奠定了基础。考虑到欧洲许多国家曾经彼此交战，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这些国家的4亿多人口）的一体化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这使欧盟处于与其他大国相当的地位。
美国和美元的大周期兴衰
本章讲述美国从19世纪开始的大周期兴起，逐渐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以及近年来的衰落。因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帝国的故事仍在展开之中，而且与当今世界高度相关，所以我对美国大周期的阐述将比荷兰和英国更细致，尤其是涉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影响美元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力量的时候。
1750年至今美国的发展轨迹：
- 新秩序：美国革命
- 强有力的领导：开国元勋
-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 美墨战争
- 南北战争
- 国内冲突
- 创新：第二次工业革命
- 一站
- 二战
- 新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 冷战
- 全球帝国与外汇储备
- 创新：数字革命
- 不平等加剧与高负债
兴起
和所有新国家及王朝一样，美国经历了通常的革命和革命后进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具体过程如下：
- 一个由强有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协调组织为获得控制权而战斗；
- 这个组织取胜并巩固控制权；
- 新的领导层拥有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愿景；
- 新的领导层分裂为不同的派系，就政府应如何行动来实现这一愿景的问题产生冲突；
- 最终这些派系设计出控制系统并将其列明在协议中（在美国的案例中，首先是在《邦联条例》中，其次是在《美国宪法》里）；
- 建立政府的各个部分（如货币和信贷系统、法律系统、立法体系、军队等）；
- 任命人员履行职务，让系统顺利运行。
美国以一种独特的和平方式做到了这一切，它通过谈判、对协议近乎完全的尊重以及良好的治理设计，给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南北战争之后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典型的时代。那段时期，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对财富和繁荣的和平追求创造了收入、技术和财富的巨大收益。
在美国，实现这些收益的资金来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该体系既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导致了不满和进步时代的政策，这些政策打破了富有和强大的垄断集团（“取缔托拉斯”），并增加了对富人的税收，这一过程始于191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其允许征收联邦所得税。
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漫长的崛起
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展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建国后最初的100年里，其金融体系完全不发达。
美国经历了许多繁荣/萧条周期，典型过程是一场债务融资的投资高潮（投资于土地、铁路等）扩张过度，导致信贷损失和信贷紧缩。因此，银行系统恐慌成为极为常见的情况。单在纽约，1836—1913年就发生了8次大规模的银行恐慌。区域性银行恐慌也
和伦敦一样，纽约在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前早已确立了自己的贸易中心地位，这个变化是在20世纪初之后才发生的。当时美国的经济产出远高于英国，在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与英国不相上下。
在新兴的金融中心纽约，许多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来自纽约作为一个大型交易中心的需求。投资银行出现于美国，并在19世纪成为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欧洲）的清算所，以为美国当时的繁荣提供资金。和之前的伦敦一样，保险公司比银行业发展得更快；在一战前，大型保险托拉斯的规模比大银行还要大。
接着发生了一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结束，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战争会发生，更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这么久。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不是参战方，而且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维持黄金可兑换的大国。不仅战争严重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和市场，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也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各国货币的信心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战后，随着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到来了，这是由伟大的创新、生产力和资本市场繁荣推动的，资本市场繁荣导致上升时期出现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咆哮的20年代”，人们为购买投机性资产（尤其是股票）而发行了大量债券（即提供可兑换为黄金的纸币的承诺）。为了遏制这种趋势，美联储在1929年收紧了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泡沫的破裂和全球大萧条的开始。这使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经济困境，并引发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围绕财富的争斗，最终在10年后导致热战爆发。
1945年同盟国的胜利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又一次转变。这是一场财富和权力的大转移。在相对意义上，美国是大赢家，因为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出售了很多东西，出借了很多钱，而且基本上所有战斗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所以美国没有受到实际损害，而且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死亡人数较少。
顶峰
二战后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体系
按照标准的剧本，战胜国开会决定新的世界秩序及新的货币和信贷体系。美国、苏联和英国在战后同为世界强国，而美国明显最富有，在军事上也最强大。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大体上被摧毁，英国基本上破产，法国备受战争破坏，对胜利贡献甚微。
虽然战后初期美国和苏联之间有着相对良好的合作，但这两个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最强国家没多久就进入了冷战状态。
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现在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原则：
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第一种生活方式基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以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受政府压迫的自由为特征。第二种生活方式基于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这种生活方式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受管控的新闻和广播、被操纵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抵抗有武装的少数人或者外部压力企图征服的自由人民。
与国内治理相比，●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原始动力驱动。这是因为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准则，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原始力量，法律、规则甚至相互达致的条约和仲裁组织（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太重要。因此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军事联盟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属于美国阵营的12个国家成立了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来又有更多国家加入）。1954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苏联阵营中的8个国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美国和苏联大力投资制造核武器，不少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今天，11个国家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其数量和能力等级各不相同。在世界权力博弈中，拥有核武器明显能给予一国一个强大的谈判筹码，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想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不想别国拥有核武器。
二战以来尽管没发生核大战，但美国已经打了一系列的常规战争，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20世纪50—70年代的越南战争，1990年和2003年的两场海湾战争，以及2001—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些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金钱、生命以及公共支持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值得吗？答案见仁见智。苏联经济远不如美国强大，为了让军费开支规模足以与美国匹敌并维持其国家地位，花费巨大，导致自身破产。
美国很有可能在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实力的地理区域输掉对中俄的战争，或者至少会受到不可接受的伤害，美国也可能受到一些二线强国不可接受的伤害。现在已经不是1945年之后美国一枝独秀的美好时光了。虽然有许多可能的高风险情况，但在我看来，最让人担忧的是台海局势。
●因为军费开支会占用政府的钱，使政府无法把这些钱投入社会项目。因为军事技术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领先的大国来说，最大的军事风险是它们输掉经济战和技术战。
二战后的货币和经济体系
就战后的新货币和经济体系而言，存在着分别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尽管也有一些不结盟国家，有自己的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的不结盟货币。
苏联的体系是建立在卢布的基础上的，而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卢布。●国家之间的交易和各国国内交易存在很大不同。各国政府想要控制本国境内使用的货币，因为通过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借贷成本和货币价值，各国政府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二战后的货币体系中，在各国国内，自然人和公司使用政府控制的纸币。当其想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东西时，通常会在本国央行的帮助下，把本国的纸币兑换为那个国家的纸币，本国央行会用黄金与那个国家的央行结算。
由于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很正常，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积累的黄金/货币储蓄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约占全世界政府持有的黄金/货币的2/3，相当于8年的进口购买金额。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仍继续通过出口赚了很多钱。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毁于二战。作为解决方案，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援助（即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这些援助(a)对这些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有好处；(b)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商品；(c)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好处；(d)有助于巩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战后因军费开支减少而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是新的大周期开始时的典型情况。
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私营部门走向全球，并在海外投资。股票价格便宜，股息收益率高。其结果是几十年的牛市，巩固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吸引了更多投资，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的大周期上升阶段。
美国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教育，发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例如登月技术），并做许多别的事情。股市在1966年达到最高点，这标志着长达16年的好日子的结束，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太空计划、“向贫困宣战”和越南战争要花多少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有，而且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似乎很稳定，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实行“枪炮加黄油”的财政政策。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暴露 —— 低增长、高通胀
投资者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行为，而且在以下情况出现时这种行为结束：(a)对真实货币（即黄金）的需求大大超过了银行里真实货币的数量，(b)人们可以看到银行里的真实货币（即黄金储备）数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当利率无法高到足以让持有债券（即要求持有硬通货）而不是将手里的纸币兑换成黄金有意义的时候，这种行为结束。这种情况下会发生银行挤兑，违约和债务重组也必然发生。这就是导致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原因。
尼克松政府曾发誓不让美元“贬值”，但在1971年8月，美国对其大宗商品未能履行以黄金支付的承诺，而是以纸币代之。货币和信贷增长不再受到限制，滞胀的10年开始了。同时，其他工业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在世界市场上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
美国人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麻烦即将来临的预兆，而是仅将其看作暂时的挫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问题加重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反过来又加重了经济问题。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持续发酵，又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引发的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干旱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随着成本上升，美国人为维持自身生活方式而更多举债，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加速增长，以适应高借贷状况，并防止不可接受的高利率出现。
通胀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出现了两波大浪潮，除此之外的时间则是极端的货币紧缩、股市急剧下跌和深度衰退。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经历过通胀，所以他们对此毫无警惕，任由通胀率大幅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饱受通胀创伤，并觉得通胀永远不会消失。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1971年美元和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转向一种非锚定的法定货币体系（或者说是第三类货币体系，正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那样），而且美元相对于黄金、其他货币、股票都贬值了，最终几乎相对于一切都贬值了。这个新货币体系是由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共同协商建立的。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通胀心理，这种心理导致美国人借钱，并立即拿着他们的工资去买东西，以“跑赢通胀”。他们还买了一些你无法制造更多的东西，比如黄金和海滨房产。
虽然大多数人不明白货币和信贷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但高通胀和高利率让他们感受到了痛苦，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同时，美国发生了很多冲突和反抗，诱因包括越南战争、导致高油价和天然气配给的石油禁运、工会因工资和福利问题与公司进行的斗争、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被弹劾等。
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顶峰，当时52名美国人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美国人觉得国家正在分崩离析。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明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更糟糕。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1976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并面临着内部冲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的政策纳入了市场元素，如企业私有制、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甚至亿万富翁企业家的激增—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生的。这种领导层和做法方面的转变，虽然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将最终成为塑造21世纪的最大一股力量。
1979——1982年转向紧缩银根和保守主义
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败选，而被视为保守派、会适时实施纪律的罗纳德·里根当选。当时的主要国家（以G7为代表，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显示了40年前的世界力量平衡状况与今天的区别多么大）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民众选择保守派上台，以整顿国内的通胀乱局。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初期，都与工会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斗。
收紧货币的政策压垮了债务人，并使借贷减少，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低迷。美联储慢慢开始降息，但市场继续下跌。1982年8月，墨西哥出现债务违约。有趣的是，美国股市应声反弹。
资产价值与货币和信贷价值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即货币和信贷越廉价，资产价格越高），而货币价值与现有货币的总量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因此，当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并使其变得更廉价时，更积极地持有资产是明智之举。
通胀紧缩且经济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股市和经济繁荣发展，通胀率和利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债务缠身的新兴经济体陷入通胀性经济萧条，而这些国家的央行不具备救市的能力。
债务周期在1971—1991年上下波动，给全世界所有人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波动缘于美国结束美元的金本位制，进而引发通胀。之后，美国不得不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进而导致美元走弱，通胀率显著降低。
在各个市场上，大周期的表现包括：(a)在20世纪70年代，通胀率和通胀对冲资产价格骤涨，债市陷入熊市；(b)1979—1981年，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货币紧缩政策使现金成为最佳投资，并导致非美债务人面临大规模通缩性债务重组；之后(c)通胀率下跌，债市、股市和其他通缩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色。
在上述过程中，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整个时期有力地证明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即全球大多数债务以美元计值。
1990——2008年：全球化、数字化和债务融资拉动的经济繁荣
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苏联无法支撑(a)其帝国、(b)经济及(c)军事，并应付来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军备竞赛支出。因此，苏联在1991年解体。许多国家放弃实施共产主义，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时期。
从那时直到我行文的当下，我们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一个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期间触顶，导致了之后的经济衰退；一个在2007年股市泡沫期间触顶，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周期在2019年触顶，之后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除了俄罗斯的衰退，在此期间，我们还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其中，科技的进步取代了人工，这有利于企业盈利，但是扩大了贫富和机会方面的差距。
在这一时期，机器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人替代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基本准确。
●大多数人只关注他们获得什么，而非为此买单的资金源于何处，因此，对当选的官员来说，他们有很大的动力将大量借款用于支出，并向选民做出许多承诺，承诺给他们提供其所想要的，并承担未来可能引发问题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1990—2008年这段时期无疑就是如此。
1945—2008年的整个长期债务周期中，每当美联储想要刺激经济时，就会降息，并提供更多的货币和信贷。这会推动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增加。这就是2008年之前的做法，即降息之后，债务增速超过收入增速，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不可持续的泡沫。
2008——2020年通过货币融资实现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
2008年，债务危机导致利率不断下调至零，致使三个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央行（首先是美联储）从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转向由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驱动的货币政策。这使资金流向购买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者手中，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扬。这种情况对经济有利，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尤其有利，因此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这位直言不讳的商人、资本家、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当选总统，掀起了一场针对政治建制派和“精英阶层”的反抗，承诺给那些持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失业、生活窘迫的人提供支持。之后，他削减了公司税，并实行大额预算赤字，美联储也对此提供了支持。
虽然这种债务增长为市场和经济相对强劲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穷人”对“富人”越发不满。与此同时，政治鸿沟加大，一边是日益极端的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日益极端的民主党人。
在与国际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分歧上，特朗普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谈判姿态；在与欧洲、日本等盟友在贸易和军费支出问题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谈判姿态。2021年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与中国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方面的冲突在加剧，美国使用了曾在1930—1945年使用过的经济制裁手段，或将这些手段置于谈判桌上以做备用。
2020年3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由于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关闭国门，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锐减，美国政府担负了大量债务，向民众和公司提供大量资金，美联储大规模印钞，买入了大量债券。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如此。
正如历史展现的以及第4章所阐述的那样，●如果货币和信贷大幅增加，就会导致货币和信贷价值下降，进而推高其他投资资产的价值。
美联储在2020年印钞和购买债券的行为，很像罗斯福在1933年3月采取的措施，也类似尼克松在1971年8月、沃尔克在1982年8月、本·伯南克在2008年11月，以及马里奥·德拉吉在2012年7月采取的措施。这已经成为央行的标准操作流程，将一直沿用下去，直到不再奏效。
美国在自身大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我模型中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自身大周期中约处于70%的位置，误差范围为10个百分点。美国还没有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即真的战斗打响的内战/革命阶段，但其国内冲突激烈程度日益加剧。
最近的选举显示了美国有多么分裂，几乎是一半对一半，双方的路线似乎不可调和。
历史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当于两种情况：(a)出现政治风险的僵局更大，这使通过革命性变革纠正问题的可能性降低；(b)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从第五阶段升级到第六阶段可能性的典型标志。我现在看到了三个最重要的标志：(1)规则被无视，(2)双方相互的情绪化攻击，(3)发生流血事件。
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
我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人先天固有的期望，即家庭和社会之间应当如何相处；领导者应如何领导，追随者应如何追随。它们是经过中国几千年许多统治王朝的兴衰、儒家哲学以及其他信仰的发展而形成的。我反复看到这些典型的中国价值观和操作方式的体现，例如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和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经济和领导力方面的做法。他们都将儒家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中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周期是从崛起开始，然后进入漫长的衰落，但中国过去200年的周期是在漫长的衰落之后出现快速崛起。虽然顺序是相反的，但周期的驱动力是一样的。8种实力指标中有7种在1940—1950年跌至最低点。在那之后，大多数指标，尤其是经济竞争力、教育和军事实力，逐渐提高，直到198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贸易开始腾飞。那是在邓小平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这并不是巧合。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到2008年左右，债务增长与十分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换言之，经济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取得了极快的改善。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大规模实施一揽子计划以刺激经济，因此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2012年起，中国政府大幅改善了中国的债务和经济管理，延续创新与技术的发展，加强了教育和军事，并与美国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竞争。现在，中国在贸易、经济产出、创新与技术方面和美国不相上下，都是领先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大且迅速崛起的军事和教育大国。中国是金融领域的新兴大国，但在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地位上落后。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详细探讨这一切，但为了理解中国的现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中国漫长的历史。
简要介绍中国的漫长历史
把各大国相同的总体实力衡量指标应用于中国，覆盖了600年至今1 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只有在大约1840—1950年是显著的例外，当时中国陷入急剧衰落。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再次崛起，起初缓慢，后来很迅速。现在中国仅次于美国，并有望超越美国。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但要详尽地讲述这些故事，这一章的篇幅远远不够。
- 唐朝（618—907年）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帝制中国的鼎盛时期。
- 接着是北宋和南宋（960—1279年），在此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经济体。
- 忽必烈建立了历时相对短暂的元朝（1271—1368年）。
- 明朝（1368—1644年）统治时期帝国大体上繁荣和平。明朝由洪武皇帝建立，他出身贫寒，后来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将领，攻占北京，推翻了蒙古统治者。他在长达14年、导致约3万人被处决的清除异己行动中巩固了权力。
- 清朝（1616—1911年）是邻近的满族利用明朝的不稳定和起义挑战明朝后夺取政权的。起义的高潮是起义者攻占北京，明朝末代皇帝自杀。然后在清朝统治时期，周期又开始了。中国实现了其最大的领土扩张，统治着全世界逾1/3的人口，而三位长久在位的皇帝实行的改革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
中国所说的“百年屈辱”由此开始。欧洲人提出要进行贸易，但中国人不想要他们提供的任何东西。这导致英国人把鸦片带进中国，让中国人上瘾，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贸易。随后在19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战争（最著名的是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的衰落。中国想阻止自身衰落，但失败了，出现了大规模的内部冲突和起义（最著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冲突和起义一直持续到1911年清朝灭亡。
这段历史提供的教训至今依然得到当今中国领导人的重视。
典型的王朝循环是如何发生的
典型的中国主要王朝像典型的帝国一样，持续时间约为250年，可能多150年或少150年，大体上遵循着相同的兴衰模式。
周期的过程如下：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接下来……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如果行之有效，就会……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进而出现……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从而导致……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之后……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然后再回到……
- ……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整个周期循环往复。
不同王朝的衰落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
- 在王朝发展过程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财政问题是衰落的关键驱动因素。
- 货币问题是帝国衰落的常见原因。
- 治理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往往在每个朝代的早期上升，然后在朝代发展过程中下降。
- 内部冲突通常源于经济差异和经济不景气（最典型的诱因是农业问题、高债务、管理不善和自然灾害，有时是与外部力量的冲突）。
- 糟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最严重的起义，起义原因是百姓反抗精英的过度行为（如宋朝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和清朝的白莲教起义）。
- 由于孤立以及强调士胜于农工商和军事实力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这导致中国被更强大的“野蛮人”打败，或者落后于对方，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列强。
这些事件促使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吸取教训，并针对这些不断发生或导致不可接受后果的自然和政治灾难建立防范措施。换言之，这些历史中蕴含着许多教训，相信我，所有这些教训都在影响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无论他们是在做长远规划，还是在处理手头的事务。
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
中国历史和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法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比美国历史及其犹太教—基督教—欧洲哲学根源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
中国的第一阶段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生的，当时革命发生，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力和机构得到巩固。
第二阶段是在不威胁世界领头大国（即美国）的前提下，积累财富、力量和凝聚力，这是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到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下发生的。
第三阶段是要继续巩固这些成就，推动中国前进，以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在习近平及其继任者领导下发生。
最终目标是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左右，并让经济增长的好处得到广泛分享。近期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规定在近期规划里，例如《中国制造2025》、习近平制定的新的“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常规的五年规划。
中国领导人不仅努力实施规划，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来评估规划的表现，而且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我不是说这个过程是完美的，因为它确实不完美；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导致分歧的政治及其他挑战，包括就政策选择展开一些激烈的争论，因为他们有分歧。我说的是，中国人拥有更长远的、基于历史的视角和规划视野，并把这落实到短期规划和操作方式中去，通过这一方式，他们极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中国的教训及其运行方式
作者在此尝试介绍中国各个哲学学派：
- 儒家寻求实现和谐，确保人们知道在等级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好这些角色，从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等）开始，扩展到统治者和臣民。
- 法家主张由专制领导人快速征服和统一“天下”。法家认为世界是一个无情厮杀、你死我活的丛林，人们必须严格服从皇帝的中央政府，政府不必对民众太过仁慈。
- 道家认为，与自然规律和谐相处最为重要。道家认为自然是由对立（即阴阳）组成的，和谐来自妥善地平衡对立。
在20世纪早期毛泽东及其继任者崇尚马克思主义之前，儒家和宋明理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通常会加入一些法家思想。
古代中国的制度都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不同文化的探索研究者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核心差异是，美国人最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人则最看重家庭和集体。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史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货币是金属货币（在国内主要是铜币，也有一些银币），这种情况在北宋发明纸币后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中期人民币的出现。国际上使用的主要货币是白银，不过有时也使用黄金。
了解这些不同体系对中国尤为重要，这些体系频繁转换，在不同时期促成繁荣或毁灭取决于管理者如何管理体系。中国经历过几个周期：
(1)从硬通货过渡到以硬通货为后盾的纸币（从第一类过渡到第二类）； (2)对货币的信任不断提升，直到没有后盾的纸币流通（从第二类过渡到第三类）； (3)过度印钞和信心丧失造成纸币崩溃，导致恢复硬通货（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
值得指出的有趣之处是，尽管最强大的帝国通常拥有全球储备货币，但中国最强大的王朝没有全球储备货币，原因如下：
- 在频繁的大洋航行出现之前，并没有全球储备货币这样的东西（贸易规模有限，通常以贵金属交易），而且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很广阔的帝国（即“世界性大国”），世界很大一部分国家都想与之进行交易，并将其发行的票据作为财富储存手段。中国从未建立堪与欧洲相比的金融中心，而且中国的商业化程度低得多。
- 此外，中国对私人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时强时弱，唐朝和宋朝较强，明朝和清朝则更为敌视，那时全球贸易帝国刚刚建立。因此，社会和法律结构不太有利于资本积累/投资（例如公司法远不如欧洲发达，中国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
如前所述，货币被用于：
- 国内交易，政府垄断了国内交易（因而交易可以用法定货币甚至假币进行）；
- 国际交易，在国际交易中货币必须具有真实价值，否则不会被接受。
衡量一种货币是否具有真实价值的标准是，它是不是被积极使用，是不是在国际和国内以同样的汇率进行交易。当资本管制阻止一种国内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时，这种货币更容易贬值。按照定义，储备货币不受这样的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原则：●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远离这种货币。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有强烈的储蓄愿望和适度的风险意识，这本能地驱使他们把财富储存于安全的流动性资产（如现金存款）和有形资产（如房地产和一些黄金），但一些投资者在风险较高的资产方面经验有限，如股票和高风险债券，所以他们在这些领域可能还幼稚，不过他们学得很快。但就中国政策制定者对货币、信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如何重组坏账的理解而言，我发现他们有着深刻而永恒的视角，犹如他们对自己历史的洞见。
1800—1949年的衰落时期
中国1800年之后开始衰落，原因包括：
- 最后一个中国的朝代（清朝）变得衰败孱弱；
- 英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变得强大，这导致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日益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 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及印钞导致货币价值崩溃，致使中国金融和货币体系崩溃；
- 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内起义和内战。这场严重的大周期性衰落从184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间，所有的主要实力因彼此牵动、相互影响而急剧衰落。
19世纪早期是英国在全球崛起和扩张的时期，这使崛起的英国与中国产生更多联系。
1839—1842年，技术更先进的英国海军击败了中国人。这使英国得以强行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向英国商人开放一系列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条约里，中国又向其他列强开放港口）。这又最终导致中国把大片北部领土割让给俄国和日本，并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大举向外国人借钱来对付国内叛乱。赔款，尤其是《辛丑条约》的赔款，也造成了巨额债务。《辛丑条约》约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并以关税和盐税等做抵押。清政府财政资源枯竭，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面临许多次起义，它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而花光了积蓄。被称为“百年屈辱”的这场相互强化并自我强化的衰落的原因包括：(1)没有强有力的领导；(2)没有健全的财政；(3)发生了破坏生产力、耗费金钱、牺牲人命的内部起义；(4)外国入侵，耗资及人员死亡巨大，面临巨额赔款；(5)经历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这段时期对塑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通过帝国主义（即通过控制和剥削各国，就像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所做的那样）追求利润，这剥削了工人，养肥了贪婪的精英。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与我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大为不同。
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面如何相互作用而引起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以机械的方式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系统：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面”的“矛盾”来创造变化，由此带来“斗争”，“斗争”的解决意味着进步的发生。马克思想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一切事物上。体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冲突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许多此类冲突中的一个。
辩证唯物主义过程和我发现并在《原则》一书中阐述的过程相像：与冲突做斗争，思考冲突，写下我从中得到的原则，然后改进原则，并以一种永不停歇的进化方式反复这么做，我称这种方式为“循环”。换言之，我认为，而且看上去马克思也认为，从冲突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和进化是最佳做法。
1930—1945年，所有主要国家的周期都处于衰退/冲突阶段，这导致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与战争。但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衰落的力量不断加大，致使新的国内与世界秩序又出现了。具体而言，外部战争在1945年结束，外国军队离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接着中国发生内战，直至1949年结束，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内秩序出现。想想毛泽东在1900—1949年这段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作为，由此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所知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没有任何根基，传统的法家则有根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如今正在中国发展，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毛泽东喜欢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路：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演进过程，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1986年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邓小平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许真会这样，也许不会。时间会揭晓答案。
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尽管有些过于简化，但我们可以把自1949年至今的中国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 1949—1976年，毛泽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中国的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基石，领导中国，直到1976年去世。
- 1978—200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直到他1997年去世。
- 在这一阶段，中国转向更有集体色彩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入并发展了市场经济，经济实力大增，并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强大，而又没有显得威胁到美国及其他国家。
- 2008年至今，习近平2012年上任，他领导的是一个更富更强的国家，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应对负债，治理腐败，与美国的冲突加剧。
- 习近平加快了经济改革，直面挑战，在努力遏制债务增长的同时，大力改革经济，支持打造世界领先的技术，并采取了日益全球化的立场。
第一阶段：奠基阶段（1949—1976年）
在国内，新政府迅速修复了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将银行系统国有化，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之下。为了降低通胀，央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还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把大地主拥有的农地重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农民。无论是否工作，人们都得到一份基本收入，没有基于绩效的薪酬。这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和福利提供给所有人的保护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没有创造什么动力。
国际上，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但不久新政府就被卷入战争。如上一章所述，1945年，新的世界秩序将世界分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此外还有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第三个阵营。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展开合作并相互提供军事支援。
二战结束时朝鲜处于分裂状态，以“三八线”为界，苏联人控制着北部，美国人控制着南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最初中国没有参战，因为他们专注于本国面临的挑战，不想卷入战争。
美国与联合国联合派兵参战，战火烧到朝鲜境内，而朝鲜与中国接壤。中国人将此视为威胁，尤其是在美国将领麦克阿瑟明确表示会攻击中国之后。
这是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场重大挑战。中国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经济保持着6%左右的较高的年均增长率，年均通胀率仅为1%~2%，累积的外汇储备达40亿美元左右。这代表着一定的进步，但中国依然贫困。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很多波动。
- 1952—1957年，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达到1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到9%，农业产量年增长率达到4%。中国政府兴建了工业设施，从苏联进口了大量设备。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批评斯大林及其政策，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这导致中苏领导人公开相互批评，自此苏联支持减少。
- 1960年左右，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撤走了经济援助。
- 1958—1960年，旨在使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运动（“大跃进”）却导致经济管理混乱，加上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经济援助的减少，中国经济萎缩，并导致约1 000多万人死于饥荒。据估计这段时期工业产量总体下降。
- 1963—1966年，经济复苏并攀升到新高点。但接着发生了“文革”。
“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这样严重的错误损害了教育，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形势开始稳定下来。1969年，中国和苏联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
1971年是中国发生大变化的一年。1971年，中国正受到苏联威胁，当时苏联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东段与中国有4 000多千米的边界线，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边界威胁。
美国撤离越南后，1975年苏联与越南结盟并运送部队和武器进入越南，越南与中国南部约有1 300多千米的陆地边界线。
毛泽东的一个地缘政治原则是确认主要敌人，削弱敌人的盟友，吸引其远离主要敌人。毛泽东确认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并认识到苏联正在与美国争斗，尽管还没有变成热战，但有这个可能。这促使他做出接近美国的战略行动
亨利·基辛格引述中国官员的话说：“美帝国主义者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苏联修正主义者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获胜，因为这将使苏联人建立起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帝国更强大的大帝国。”
在这些和解与缓和行动之后，中美关系、贸易及其他交流都开始了。
接着，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1976—1978年发生了一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改革派（希望经济现代化和对外开放）之间的斗争。改革派获胜，1978年邓小平成为领导核
第二阶段：通过改革开放赢得实力，同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1978—2008年）
1978年，时年74岁的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他最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是对内改革，即利用市场来帮助配置资源和激励民众；“开放”的意思是对外开放，即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来学习和进步，并进行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邓小平很早就编制了一项70年规划：(a)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b)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c)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他明确表示，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复在“百年屈辱”中被割让的领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目标。1984年，在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中英同意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并实行“一国两制”）。1986年，中国与葡萄牙达成协议，规定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
邓小平是一个好学之人，他指示手下的决策者像他一样借鉴外国经验。他非常重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
李光耀毫不迟疑地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聪明睿智、头脑开放、极其务实，为中国的10多亿人带来了伟大的发展成就。
1987年，邓小平正式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那之后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市场经济。
当时的中国依然贫困，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一个脏兮兮的酒店里。但他们拥有最重要的东西：创造伟大变化的明确使命、品行良好的聪明人士、有利于快速学习的开放头脑和实现目标的坚定决心
1989年那场风波后，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大幅恶化，但中国并没有因这件事而停止改革。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给予中国巨大帮助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开始的（全球化时代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而实质上终结）。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在这段全球化时期，中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中国人以极低的成本生产消费品，同时借钱给美国，以便其购买中国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极有利的“先买后付”交易。中国人也乐见这种交易，因为他们能借此积累美元外汇储备。
这也让我想到，美国人为了支撑自己的过度消费是多么愿意借债，而中国人是多么重视储蓄。
1992年，中国“三角债危机”出现。这些债务和经济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多年来向低效、盈利能力低的大型国有企业放贷，中央政府为此提供隐性担保。朱镕基领导了重组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努力。这个过程引起了很大争议，损害了许多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该政策的执行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以及高层的支持。中国实施了一些国际上最好的做法（例如用“坏账银行”来吸纳、出售和逐步减少坏账），并根据自身环境对其有所调整。1998年，朱镕基成为总理，并在这一职位上继续积极推动改革，促进经济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率，直到2003年退休。朱镕基的许多前助手如今都是中国的高级经济政策制定者。
李登辉在被提名参加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不久，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访问。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说，为阻止台湾独立，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开战。1996年3月，正面临竞选连任的比尔·克林顿总统派遣两艘航母进入台湾海峡。接着中美双方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调动和威胁。最终，台湾没有举行公投，中国也未实际采取军事行动，台海危机解除。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大规模增强了在这一地区行动的军事能力。我指出这一点是想表达两点：(a)台湾统一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b)25年前的形势是多么危险，而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现在。简言之，我很担心发生又一次台海危机。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90%的中国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到他去世时这个数字削减了一半多。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到1997年他去世，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多，平均通胀率约为8%。
作为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直到崛起大国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威胁到领先大国。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贸易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
(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被广泛接受的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平等和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
(2)邓小平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第三阶段：中美冲突日益凸显，全球化走向终结（2008年至今）
与典型情况一样，由债务增长支撑的繁荣时期引发了债务泡沫，造成贫富悬殊。**
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中国）与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一致决定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携手刺激经济。这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债务，由央行通过创造货币和信贷来提供资金。这些政策导致2009—2012年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逐渐成为世界大国
2012年，习近平上任，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按照传统流程，政治局委员、部长、副部长和部内高级官员依次选出。接着第一轮计划出炉。大家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通过清除腐败来增进法治，通过加强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来强化经济。他们举行了多次集思广益的会议，我有幸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持不同观点的人各抒己见、精诚合作，他们的坦率、开放、友好和智慧使这些讨论颇有成效。
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政策，旨在开放市场和经济，管控债务增长，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支持创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希望领先世界的产业），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由高度完善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发展未来科技和工业潜能，扩大经济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体和地区，控制污染和环境退化。
许多美国人对这些政策持批评态度。虽然我在此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些政策的优劣，但我想说，各国领导人应当妥善管控和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以使“国家”（政府影响和控制经济）与“市场”（自由市场控制经济和资本市场）之间取得最佳平衡，而且我们也应当尝试理解他们的做法背后的思维。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变得日益积极，而美国变得更具对抗性。具体而言，2012年至今，中国实力不断增强，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也更公开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例如，在《中国制造2025》中，中国公开计划，要主导一些美国目前控制的产业）。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一点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变得更为明显。
一些美国人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认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与美国展开不公平竞争。特朗普利用了这些人的情绪，并培育了一种新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只是特朗普这样。对更为温和的决策者来说，中国的实力也已成为一种挑衅。以前两国互惠互利的关系，已变成激烈竞争。
由于这一切，认为中国是威胁/敌人的看法出现了，全球化发生了逆转，各种“战争”加剧，从贸易和经济战扩展到技术和地缘政治战，最近又扩展到资本战。与可能出现的糟糕情况相比，这些“战争”仍相对温和，但应当受到密切关注。最终，一个国家被承认的实际力量，将变得与实际存在的力量相一致。实际存在的力量反映在各项指标和其他事实里。
中国在国内持续增长，并在境外扩大投资和商业活动。“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中亚，从中国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始，通过中亚一直延伸到欧洲，并通过阿拉伯半岛和南亚进入地中海和非洲，已投资和将要投资的金额是巨大的。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削弱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回顾过去40年，中国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些转变给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力大于其他任何事件。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转变为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总之，当今时代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快速的进步，基本生活条件迅速改善，塑造强大国家的种种要素明显攀升。从各方面看，中国现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对两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美关系和战争
本章主要探讨中美关系，但事实上，宏观投资者和全球决策者进行的博弈就像多维国际象棋，需要每个玩家考虑许多个位置，以及同样在进行这场博弈的一系列关键玩家（即国家）可能的布子，因为每个玩家都有很多考虑（经济、政治、军事考虑等），它们必须权衡这些因素才能把棋下好。
目前这场多维棋局中的其他相关博弈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各国都有许多考虑和因素，这些考虑和因素将决定它们的行动。从我的棋局，即全球宏观投资来看，只有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我才能做出明智决定。我知道这很复杂。
我也知道，各国决策者所面临的较之我要更为复杂，而且我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不像决策者的那么高。所以我不应该傲慢地认为自己比决策者更了解当前局势，能够提供最佳应对方法。出于这些原因，我将谦逊地分享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保证全部正确。我会极其坦诚地解释自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争斗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美国和中国的现状
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历了多个成功周期相互强化的时期。这些成功周期引发了过度行为，导致一些领域出现疲弱。在同样的力量作用下，中国经历了大衰退周期，陷入困境，这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迎来当前相互强化的上行周期。因此，基于所有常见的原因，目前似乎美国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
正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元才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可以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过度借债。而过度借债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欠债，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钱。其他国家也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它们持有一个重债国的债务，而这个重债国还在快速增加债务，将债务货币化，向债权国支付的实际利率明显低于零。
命运和全球权力周期机制现在已将美国置于不利地位。举个例子，因二战中美军赢得了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只得做出选择，要么“保卫”台湾（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台湾的地理位置，也拼不出它的名字），要么撤退。目前，美国只能二选一：要么捍卫自身地位和现行世界秩序，要么撤退让位。正是由于这种命运和全球权力周期，现在美国在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捍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不划算。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
目前，上述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的演变过程时，我们需要考察和试图理解各自的战略目标。
贸易/经济战
就像所有战争一样，贸易战可以从礼貌的纠纷演变成致命的冲突，这取决于双方想走到何种地步。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尚未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目前有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典型举措，这是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出现的情况（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双方已经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反映在2019年达成的一份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这份协议得到了初步执行。我们看到，这场“谈判”是对彼此实力的考验，而不是依靠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战争都将以实力较量的方式展开。大的问题是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较量实力。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有三点经济方面的主要批评。
- 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主义政策和做法，以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通过不公平操作来保护本国产业。
- 中国为本国产业提供大量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最突出的是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 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据认为一些窃取行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不在政府直接管控之下。
总的来说，美国对上述情况的回应是，试图改变中国人的做法（如要求中国向美国人开放市场）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中国人关闭美国市场）。
在寻求支持者时，所有决策者都想显得像正义之师的领袖，率军打击做坏事的邪恶敌军。因此，双方都指责对方在做坏事，却不披露自己的类似行为。
●在平安无事时，很容易保持高尚道德。但当冲突激化时，就更容易为以前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把以前被称为不道德的做法说成是道德的）。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最好的贸易协定，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事态改善的可能性，我们不会看到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条约或关税做出任何改变。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
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出于这些原因，两国，尤其是中国，开始进一步转向国内生产和“脱钩”。
正如习近平所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获取了这一能力。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应该会看到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技术战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是朝阳产业。中国的科技业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也变得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技术和（受益于这些技术的）决策质量。因为大数据+大型人工智能+大型计算=卓越决策。中国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高于美国（而且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还大量投资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中国投入这些领域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在资金投入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正在向中国技术开发者提供几乎上不封顶的资金。在提供人才方面，中国从事科技工作的STEM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是美国的8倍。
为了抵抗这些技术威胁，美国不时做出回应，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在美国经营，削弱中国公司的国际业务，通过制裁阻止中国公司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这可能损害中国公司的生存能力。美国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因为担心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或者是对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报复。
技术战将会如何恶化：
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
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
地缘政治战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主权问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问题。除此之外是一些具有战略经济重要性的区域，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
台湾问题可能是最危险的主权问题。
许多中国人认为，当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时，美国一点儿也不像是要促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拥有了对抗美国的实力，才能期待美国在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能明智地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而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和统一。
美国会为台湾而出击吗？这一点不能确定。如果美国不出击，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衰落，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及其他地方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些损失。
至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地区至关重要，这主要基于邻近性（它们最关心距离自己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能否获取必需资源（例如，它们最关心能否持续获取重要矿产和关键技术），以及出口市场（相对次要）。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竞争对手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是与美国结盟更好，还是向中国靠拢更好？那些与中美距离最近的国家，最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逐步脱钩，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中国结盟，哪些国家与美国结盟。除了财力和军事实力，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即如何利用软实力）也将影响这些联盟的组建。风格和价值观会起作用。这些联盟的未来格局值得关注，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自身实力较弱但组成更强大的联盟击垮。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两国当然还存在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和机遇。比如美国两党在争夺政府控制权，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导人的变动，这将导致政策变化。
资本战
历史表明，冲突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资金/资本的获取可能被切断。这可能是由于(a)对手的行动和/或(b)自伤其身的有害行为（如负债过多和让货币贬值）导致资本提供者不想提供资本。
资本战的目标是切断敌人的资本，因为没有资金就等于没有实力。
我们需要了解的要点有：
- 美国最大的力量源于它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给予美国巨大的购买力，因为这使美国能
- (a)为世界印钞并让其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
- (b)控制谁能得到这些货币。
- 美国现在面临着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风险。
因为美元是世界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的主导货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能够为世界印钞，并对其敌人实施制裁。美国现在拥有一个制裁武器库，这是美国使用最多的武器库。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了约8 000项制裁。通过这样的力量，美国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资金，并能通过阻止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与敌国打交道，切断敌国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这些制裁绝非完美，也不能面面俱到，但总体上是有效的。
美国正在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目前并没有可以和美元竞争的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
- 由于各国实行的一系列规定储备货币持有规模的标准，外国人投资组合（如央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规模过大。
- 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货币，因此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量债务货币化，美国债券就可能需求不足，而同时持有这些债券的经济动机缺乏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而实际收益率为负。
- 作为交换媒介或财富储存手段，持有债券在战时的吸引力低于在和平时期，所以如果出现战争倾向，债券（即得到法定货币的承诺）和法定货币将可能相对于其他资产贬值。
- 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一个风险，但并非无法管控，因为（截至2021年5月）未偿美国国债有约28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只相当于其4%左右。然而，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能用在它们身上，所以美国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使美元资产的其他持有者认为它们持有美债资产的风险上升了，这将使对这些资产的需求减少。
-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元是在各国之间自由兑换的，所以，假如美国在未来控制美元流动和/或为追求本国利益而实行违反世界利益的货币政策，那将降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 受美国制裁伤害的国家正在想方设法绕过制裁或削弱美国实施制裁的能力。
目前并没有好的货币替代品，原因如下：
- 美元（占央行储备的51%）的基本面正在走弱。
- 欧元(20%)是一种结构薄弱的法定货币，欧元国家规模较小，缺乏协调性，财政薄弱，由一个高度分散的货币联盟勉强维系在一起。
- 黄金(12%)是一种硬通货，人们持有黄金是因为它长久以来表现最好，而且相对于人们持有的其他资产特别是法定货币，是一种有效的分散手段。从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资产（即信贷资产）转向黄金，只有在抛弃该体系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这将导致黄金价格暴涨。
- 日元(6%)是一种法定货币，这种货币也并不在国际上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并遭遇许多同美元一样的问题，比如有太多债务，这些债务正在快速增长，并被货币化，因此债务利率没有吸引力。
- 英镑(5%)是一种过时的法定货币，其基本面相对较弱，而英国在衡量一国经济/地缘政治实力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相对较弱。
- 人民币(2%)是唯一因基本面而被选择为储备货币的法定货币。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占世界贸易、世界资本流动和世界GDP的份额都与美国大致相当。不好的方面是，中国的国内债务相对较多，这些债务需要重组，人民币不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中国的清算系统还不发达，而且中国不允许人民币自由流入和流出。
所以目前并没有可以和美元竞争的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事情将会变化。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一场资本战，那么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没有为削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而对其展开攻击，而且/或者中国没有伤害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做出会降低市场吸引力的政策转变），那么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可能会快速发展，与美国市场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要由美国决策者来决定，即他们是打算通过变得更加强势来打断这一演化路径，还是将接受这场演化。后者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中国伤害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的能力较弱，中国最好的举措是增强人民币。
军事战
作者关于军事战的一些观点：
●无法想象下一场大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有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具破坏性。
整体而言，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考验对方的极限。目前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比美国强大，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战败，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更强大，因而可能会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中“获胜”。
大多数知情人士的唯一共识是，这样一场战争将会超乎想象的可怕。
就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而言，台海、东海、南海和朝鲜是最热门的地区，印度和越南次之。
就战争的时机而言，我牢记着这样的原则：●当国家出现严重的内部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合适时机。
●历史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软弱的情况，同时又存在大规模内部冲突时，敌人发动进攻的风险就应该被视为有所提高。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如果战争发生的话，那么较晚发生有利于中国（5~10年后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强大和自给自足），而较早发生则有利于美国。
文化战
●人们彼此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应对共同面临的情况的最重要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决定他们彼此如何相处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和社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大多数决策，奉行高标准的文明举止，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好好扮演角色。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机会和回报的广泛分配。相反，美国文化促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地治理国家，要求高水平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赞赏革命性的思考和行为，不因人的地位而是因人的想法的质量而尊敬人。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每个国家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类型。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理解和体谅对方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觉得最好的事。
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挑战——在这个人类共享的星球上最好地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爆发不必要战争的风险
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
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在美国和中国都占据了上风，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最终，对两国领导人和民众来说，明智之举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制度和能力的竞争之中。
自我交战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不同族裔群体等）之间的斗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国家的处境，如果发现处境不佳，那么做出改变，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当年丘吉尔对英国人说的：“努力赢取胜利！”
第三部分-未来
未来
应对未来就是要：(1)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2)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3)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
进化
最重要的东西总是以很容易看到和推断的方式发展。
●尽管从过去推断未来通常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出现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意外，因为未来将和你预计的大为不同。
●识别、理解和适应范式转变至关重要，即使人们无法预测到这些范式转变，不过尝试用有助益的良好指标来预测这些范式转变也很重要。
发展过程中的周期和颠簸
●在市场上和生活中，要想成功就应当下注于积极面，积极面来自(a)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进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应过于激进，以免(b)这个过程中的周期和颠簸导致你失败出局。换言之，下注于正在变好的东西，如实际收入在变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稳妥的下注。但如果对此下注过度，以致这个过程中的颠簸把你毁掉，则是不好的。因此拥有质量指标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人类的创新能力
进步以巨大而稳健的方式展开，塑造未来，但这是通过我们无法想象的具体突破实现的。科技和技术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化的。其他几乎一切事物的进化，如生活方式、国内和国际政治等，都是以类似的方式发生的。
人类通过发明创造的进化正在加速，大多数人将从中获益。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最重要的发明，提高了所有思考的质量和数量，而且我们知道还将看到很多这样的发明。
计算机和人类的能力都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提高。也许更重要的是，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将极大地提高学习和改进的速度，并带来全球财富和力量的变化。在未来5~20年里，这样的变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我相信这些变化叠加起来，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力量大转移。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之于传统计算的进步，将如同计算机之于算盘的进步一样，极大地提高人类观察、理解和塑造事物的能力。因此我对长期趋势持乐观态度，并渴望押注于伟大的新发现。
债务/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周期
以世界储备货币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付款承诺规模太大、增加太快，无法用硬通货来支付。换言之，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务过剩，因此可能需要印钞来偿还债务，债务增长和利率可能会维持在低于通胀率和经济/收入增长率的水平。这反映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处于其债务/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周期的后期，财富可能越来越会以某种方式再分配：从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转移给财富不足的人。实际情况依各国具体国情而不同，但这可能会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因此，长远来看，最大的风险是“货币价值”风险，而大多数人对此重视不足。
储备货币衰落的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实力指标的衰落速度。在储备货币的基本面不足以支撑其优势地位之后，其还会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储备货币在实践中的使用根深蒂固，人们有强烈的持有这些货币的倾向。接着，当事实清楚表明，储备货币背后的基本面使得持有以它计价的债务不划算时，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会急剧下坠。
接下来要展示的债务负担衡量表基于以下因素：(a)相对于资产水平的债务水平，(b)外部、内部盈余和赤字的规模，(c)偿债成本相对于GDP的规模，(d)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相对于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的规模，(e)本国公民持有的债务相对于外国人持有的债务的规模，(f)该国的信用评级。
尽管美国的债务负担很高，但其债务是以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计价的，所以美国能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这降低了美国的违约风险，但增加了贬值风险。如你所见，如果美国失去储备货币地位，那么它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目前，不同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不同规模的冲突。美国的内部冲突尤为严重，似乎处于周期的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而中国似乎处于周期的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虽然我认为美国在未来10年里陷入第六阶段（类似于内战的情况）的可能性只有30%左右，但这一风险已经高得危险，美国必须加以防范，并通过我的一致性和预示性指标给予密切关注。
美国目前还存在高度的两极分化。
虽然美国看起来正处于不稳定的第五阶段，但美国也拥有持续时间最长、最广受推崇的内部秩序（其宪法体系）。
历史告诉我们，扭转衰落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逆转许多已经做过的事情。例如，如果一个人的支出大于收入，负债大于资产，那么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或减少消费，才能扭转这样的情况。问题是我们美国人能否诚实面对挑战，为应对挑战而调适和改变。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美国的分裂和冲突是将加剧还是缓和，但我们知道，长期势头是朝着分裂加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严重的风险。美国债台高筑，国际地位不断削弱，正在经历严重冲突，这样的情况应当引起美国人以及依赖美国的其他人的担忧。
同时，美国在245年的历史中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内部挑战：美国是保持强大和团结，还是继续纵容分裂和内斗，走向衰落？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当，而且在很多方面，中国正在变得更强大。在五类战争中的任何一类中，击败中国的难度都要高于击败苏联的难度，而且当时苏联也是难以击败的。这意味着这些战争可能会加剧，并日益有利于中国，特别是如果美国不扭转本章强调的其他基本力量基础的话。
作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和美国将有足够实力对彼此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所以相互保证毁灭的前景应该可以防止军事战，尽管我几乎可以肯定两国会发生危险的小规模冲突。我认为情况会是这样，除非出现一种情况：某种意想不到的技术突破，如量子计算的巨大进步，给其中一个大国带来巨大的不对称优势，导致相互保证毁灭不复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会增加。如果美国继续衰落，中国继续崛起，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能否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优雅。最大的风险是，如果存在不可调和的生死攸关的分歧，而且没有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或程序来裁决冲突，中美就很有可能爆发战争。
中美之间看起来不可调和的主要分歧是台湾问题，所以我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台湾地区是中国最不惜为之而战的利益，因为中国坚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是否觉得为“保卫”台湾地区可以不惜一场大战，这值得怀疑，尽管美国可能会如此。在我看来，这是未来10年里中美两国爆发军事战的唯一可能的导火索。
虽然最重要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但这场经典的均势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中，还存在着其他重要角色。中美两国的盟友将如何行动，值得关注。
总之，我认为随着中国在这些领域变得更具竞争力，并日益走向全球，中美贸易/经济战、技术战、资本战和地缘政治战的风险将加大。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杰作《注定一战》中所述的，在过去500年里，当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16个案例里有12个爆发了军事战，80%~90%的案例里，在发生主要战争的同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军备。
总结
- 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同时债务/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肯定会构成问题。换言之，人类的创造性和这些其他挑战之间，将存在一场斗争。
- 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情况极为不同，这将决定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衰落。
全时间范围内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大多数其他关键领域，中国紧追美国，而且中国在以下方面相对较强：基础设施与投资、创新与技术、教育、成本竞争力、经济产出、贸易、军事实力、贸易/资本流动。中国在储备货币地位、法治/腐败与贫富差距方面则相对较弱。
如前所述，当(1)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同时(2)内部冲突的水平很高（如围绕贫富差距和/或价值观差异的冲突），(3)该国受到一个或多个强大的外国挑战时，这通常会造成(4)一场交互的自我强化的衰落。这是因为该国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使其无法满足国内支出需求和为战争筹资，进而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我们发现：
(1)这些决定因素往往会相互强化，无论是优势变强（例如更好的教育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收入）还是劣势加剧（例如贸易疲软会导致更多的负债），所以这些因素往往会以周期的形式发生，共同形成大周期；
(2)当决定因素不强且在继续弱化时，帝国就处于弱势，而且不断变得更弱。当许多决定因素增强时，大规模的上升就会发生；当许多决定因素减弱时，大规模的下降就会发生。
未来10年的情况
未来10年里，最重要的动态是短期债务/货币/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内部政治周期以及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和日益降低的相互依赖。
从上述情况判断，下一个大风险点将在本书写作约5年之后出现，误差为两三年。
ps:这本书是2022年发版的，大约就是现在了。
重申一下，这些周期的发生时间无法精确判断。这些周期就像飓风或台风季一样，我们大致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为此做准备，到时候我们会观察正在出现的风暴，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尽量避免损失。
应对已知与未知
●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
●分散风险。
●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这样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
书评
这本书总体上写的很好，给了一个基于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来看目前的全球宏观现状的视角。虽然其中的一些部分作者并不完全对，且其中混合了坐着的一些主观判断，但其视角之宏大，原则之准确，可见一斑。
通过精读这本书，对目前的大国博弈、经济局势、历史趋势有了一个系统性的认知。作者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系统性分析总结，形成的众多原则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本书带给我的一个最大收获是，提供了一个“上帝视角”来看这芸芸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通过一些主要因素分析各个国家\经济体的强弱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