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第一部分-笔记
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1 大周期简述
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些重要的变化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发生的。我的目标是揭示这些案例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并从这个视角来展望未来。
我的目标是搞清世界的运行原理，总结出永恒普适的原则，从而妥善地应对当前形势。这么做不仅很有必要，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对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像潮起潮落一样循环往复。
我也发现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他们与政权掌控者合作，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制定和执行规则。我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
我发现，随着这一运作机制的逐渐演变，很小部分的人获得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之后国家变得过度扩张，陷入困难时期，使最贫困且最没权势的群体遭受最大的重创，进而引发冲突，酿成革命和/或内战。冲突结束后，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对大周期的理解
基于本书解释的原因，我认为，目前相对财富、权力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典型的巨变，这将对所有国家的每个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典型的周期中，它们相互强化，形成一个巨大的兴衰周期。这个典型的大周期支配着国家的兴衰，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和市场（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方面）。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在这些周期的驱动下，国家在两个极端之间更迭（例如，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左派掌权与右派掌权、国家合并与解体之间更迭）。这是通常发生的情况。因为人们倾向于极端化，从而超过平衡点，出现过度而导致反向走势。朝着一个方向的走势中，潜藏着导致反向走势的要素。
这些周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原因与人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不变是一样的：人类本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变化。例如，恐惧、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终没有改变，它们是驱动周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化、周期和颠簸
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周期围绕着上行轨迹而反复出现。在我看来，大多数事物是沿着一条具有周期性的上行轨迹发生的。这条轨迹就像一个上行的螺丝锥。
进化是一种相对平缓而稳定的进步，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而周期则是来回波动的，它朝着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后，就会出现逆转，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像钟摆一样周而复始。
但是，经济则是有起有落的，因为在债务周期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沿着上行趋势线上下波动。这些围绕趋势线的渐进变化（有时是彻底变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且毫无痛苦的。某些变化极其突然且充满痛苦，这是因为人们会犯错误，需要从中吸取教训，进而提高适应力。
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稳步提高（生产率是人均产出，受人类的学习、积累和发明的驱动）。然而，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有差异，其原因总是一样的：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决策者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投资者和公司也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便确定最佳的长期投资对象。
人均产出［即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估值］和预期寿命。这可能是两种公认的福祉衡量方法（但数据可能并不精确）。
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能够通过更好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率。
在资本主义诞生、企业家精神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率普遍提高，财富和权力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土地所有权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共同维持对土地的控制）转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有创造力的资本家创造并拥有工业产品的生产手段，并与政府官员合作，以维持允许他们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体制）。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带来了这些变革。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一直在这样的体制中运营：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教育、创造力和资本主义的综合作用，决策者与掌控大部分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进行合作。
围绕上行趋势线的周期
获取知识和提高生产率固然意义重大，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会给财富和权力及其持有者带来巨大的突变。巨大的突变来自经济繁荣、经济萧条、革命和战争，这些时期主要由周期决定，而逻辑因果关系驱动这些周期。例如，19世纪末的标志是生产率提升、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壮大，而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过度负债，造成经济衰退，使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国家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严重的财富和权力斗争。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动荡时期的产生都是缘于财富和权力斗争（即革命和战争形式的冲突，通常是货币和信贷崩溃与巨大贫富差距所致）与严重天灾（如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些时期的糟糕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忍受能力。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
信贷崩溃的原因是债务过多。中央政府通常需要大量注资，让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但政府没有这笔资金，于是，央行总是被迫增印货币，充分提供信贷。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大量债务造成经济急剧下滑时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债务泡沫是“咆哮的20年代”经济繁荣的自然延伸，经济繁荣变成了债务融资泡沫，泡沫在1929年破裂，导致了经济萧条，中央政府借助央行创造的大量货币和信贷，进行大规模支出和借贷。
以往的经济和市场下行时期大约持续了三年（出入在几年之内），这取决于债务重组和/或债务货币化所需的时间。通过印钞填补债务缺口的速度越快，通缩性萧条就会越快结束，人们也就越快开始担心货币价值。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为例，股市和经济触底的那一天，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遵守允许纸币兑换成黄金的承诺，政府会充分提供货币和信贷，使人们可以从银行取出存款，并将得到的资金和信贷用于消费和投资。从1929年10月股市首次崩盘开始，这段时期已持续了三年半。
历史上的大多数周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发生的。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重创了弱者，也确定了谁是强者。强者建立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在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等。
破坏/重建时期是怎样一种经历？人们很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而听到的故事都很可怕，因此，大多数人自然很担心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些破坏/重建时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痛苦，更重要的是造成了重大伤亡。虽然一些人遭受了更沉重的打击，但几乎没有人能逃避损失。
虽然这些革命/战争时期通常给人类带来很多苦难，但我们（特别是在最艰难时期）绝不应该忽视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些困境，人类的适应力、迅速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远远大于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并投资于人类的适应力和创造力。尽管我很确定，在未来几年，人类和世界秩序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变化，但我相信，人类会变得更聪明，并以极其务实的方式变得更强大，这将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挑战，继续迈向新的征程，实现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
以往大周期的财富和权力转移
四个最重要的国家：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持有了最近的三种储备货币—当前是美元，之前是英镑，再之前是荷兰盾。
之所以是这四个重要国家的原因：
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荷兰作为一个相对很小的国家，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
英国的发展轨迹与荷兰类似，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鼎盛；
最后，美国崛起，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不过其主导地位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尤为显著；
当前，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国家都是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不一定是最优越的国家。原因有二。其一，虽然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想要获得的，也最容易引发人们之间的争斗，但一些国家和人民并不认为财富和权力是最重要的，也不会为此而与他人争斗。一些国家和人民认为享受和平与生活更重要，不会为了获取大量财富和权力而奋力争斗。本项研究不包括这些国家，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比那些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国家享受更多的和平（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把享受和平与生活置于获取财富和权力之上有很多优势。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
财富和权力的8个决定因素
每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单一指标大致等同于18个实力指标的平均值。先来看8个主要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国家兴衰的原因和过程：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世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往往在国家开始衰落后仍然存在，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种货币，货币存在的时间通常长于国家实力持续的时间。
我将这种具有周期性和相关性的上行或下行变化称为大周期。
值得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实力指标的涨跌都与该国的兴衰吻合。这是因为这些优势和劣势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会促使该国在其他方面变得强大或者疲弱，这是合乎逻辑的。
典型的大周期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将国家兴衰分为三个阶段。
新秩序——>上升阶段——>顶部阶段——>下跌阶段——>新秩序
上升阶段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a)债务水平相对较低，(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c)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d)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e)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f)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 进入上升阶段的条件是……
- 足够强大且有能力的领导者获取权力，设计一个出色的系统，使国家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 强大的教育实力。
- 坚韧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职业道德。这些品格通常是在家庭、学校和/或宗教机构培养的。
- 创新和发明新科技。
- 对全球最佳思维的开放态度。
- 劳动者、政府和军队之间通力合作。
- 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国家……
- 变得更有效率
- 在全球市场更有竞争力，这表现为
- 全球贸易份额不断增长。
- 随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增多，它需要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和海外利益，做好自卫准备，所以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
- 如果进行顺利，这一良性循环就会推动……
- 收入强劲增长，从而可投资于
- 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
- 国家必须打造激励和支持机制，扶持有能力创造或者获得财富的人们。
- 需要发展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发展贷款、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使人们得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也让那些创造伟大成就的人得以分享他们的成功。
- 所有最伟大的国家都在发展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荷兰时期的阿姆斯特丹，英国时期的伦敦，美国时期的纽约，现在的上海。
- 其货币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所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轨迹向顶部阶段发展的。
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a)高负债，(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c)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d)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e)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 这时，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劳动者获取更多的收入。但是，劳动力成本相对提升，竞争力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
-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自然会复制领先大国的方法和技术，这进一步降低了领先大国的竞争力。
- 此外，随着领先大国的人民变得更富有，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更享受悠闲生活，追求生活中更精美但经济效益较低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颓废。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们在挑战面前更加脆弱。
- 随着人们习惯富裕生活，他们会更趋于推断好时光会持续下去，于是通过借款来享受优越的生活，从而导致了金融泡沫。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 富人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且还会影响政治体系，使其为己谋利，并给予子女更多的特权，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从而造成了富人与贫困者在价值观、政治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因此，那些不太富裕的人觉得这个体制不公平，由此产生怨恨情绪。
- 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
在顶部阶段，主要大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拥有储备货币给予它们一种“过分的特权”。例如，美国因此可以增加借款，从而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主要大国的购买力，但长期来看，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 不可避免的是，国家开始过度借款，不断地从外国债权人那里举借大量债务。
- 虽然这在短期内提高了消费力，但从长期来看，它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健康和货币价值。换句话说，当进行大量借款和支出时，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其财政实力实际上已经削弱。为了维持超出自身能力的实力，国家不断借款，用来支撑国内的过度消费，为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这是维持国家地位所必需的措施。
- 此外，维持和捍卫国家的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维持一个国家变得无利可图。
- 富裕国家从储蓄更多的贫困国家借款，从而陷入债务之中，这是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最早迹象之一。
- 一旦国家开始找不到新的贷款人，那些持有国家货币的人就会设法出售和退出这种货币，而不是购买、存储、放贷和兑换它。这时，国家的实力开始衰落。
下跌阶段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下跌阶段通常缘于国内经济疲弱和内部斗争，或缘于成本高昂的外部斗争，或两者兼具。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然后骤然终止。
- 在内部……
- 一旦债务变得极其庞大，经济出现衰退，国家无法再借到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就会陷入严重困境，被迫在债务发生违约和增印大量货币之间做出选择。
- 这时，国家几乎总是选择增印大量货币，起初是渐进地进行，最终是大规模发行。这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加剧。
- 一般来说，在政府陷入融资困境的同时，国家还面临一系列挑战：财政和经济状况不佳，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贫富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宗教教徒和种族之间的内部冲突严重激化。
- 这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左派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右派则设法让富人保住财富。这是一个“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通常把各种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精英。
- 在这些时期，富人通常被加征税收，当富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和福祉被剥夺时，他们会转向自己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货币。这些资金外流会使国家的税务收入减少，导致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趋势。
- 一旦财富外流变得严重，国家就会禁止这种行为。那些想要逃离的人开始感到恐慌。
- 这些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生产率下降，使经济总体规模缩小，招致更多的冲突，人们为如何分配日益缩减的资源而争斗。
- 于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出现，他们承诺会控制局面并恢复秩序。在这一时期，制度面临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无法控制无政府状态。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控制乱局和恢复秩序。
- 随着国内冲突升级，某种革命或内战将会爆发，推动财富再分配和巨大变革。这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持现有的内部秩序，但更多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了秩序。
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 在外部……
-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
- 抵抗外国对手的自卫耗资巨大，但这一支出是必要的，尽管主要国家的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处于支付能力最弱的时期。
- 由于没有和平裁决国际争端的可行机制，这些冲突往往是通过测试彼此实力来解决的。
- 随着更大挑战的来临，主要国家需要在战斗与退让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战斗和战败是最糟糕的，但退让也是糟糕的，因为退让会让对手继续进攻，也让国家在考虑站边的其他国家面前表现得懦弱。
- 恶劣经济状况会加剧财富和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战争。
- 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与此同时，它推动必要的结构性变革，重新调整世界秩序，使之适应财富和权力的新现实。
- 对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一旦持有其储备货币和债务的债权人对其失去信心，开始抛售这些货币和债务，这就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
当所有这些因素（负债、内战/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对货币失去信心）交织在一起时，世界秩序的改变通常就近在咫尺。
综上所述，围绕着生产率增长的上行趋势线（使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存在着产生繁荣建设时期的周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融洽合作以共同创造繁荣，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一个或多个世界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是令人愉悦的繁荣时期。但是，繁荣发展一旦变得过度（以往情况总是如此），国家就会进入破坏和重组的萧条时期。届时，国家的基本面处于疲弱态势，负债水平处于高位，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不同派系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在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国家难以维持过度的扩张，从而陷入充满争斗、毁灭和重组的痛苦阶段，进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为新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基础。
对当前所处位置的预览
1930—1945年是最后一个主要的破坏和重组时期，此后迎来了建设时期和世界新秩序（始于1945年）、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位于纽约的联合国、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世界秩序是以下因素的自然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美国拥有全球2/3的黄金储备，当时黄金是货币），美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强国（美国的产出占全球整体水平的大约一半），美国也是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当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和最强大的常规武器）。
主要的旧国家（即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正接近长期债务周期的终点，积累了大量债务，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政治分裂的中央政府最近发放借来的大量资金，央行设法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提供融资（即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同时，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崛起的世界大国与主要世界大国在贸易、科技发展、资本市场和地缘政治方面展开竞争。
2 决定因素
构建我对永动机的思维模型
自古至今，所有人都有管理人们相处关系的体制或秩序。我把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把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体制称为“世界秩序”。这些秩序相互影响，而且总在改变。这样的秩序存在于家庭、公司、城市、州和国家以及世界的各个层面。它们决定谁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包括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这些秩序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取决于人类的本性、文化和环境。
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使其发生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决定因素，就能理解历史机器的运作原理，预测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3、5、8和18个决定因素
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决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过于复杂。我们不妨重点关注这三大周期：(1)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例如资本市场周期）；(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另外两个决定因素也值得注意，即(4)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这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及(5)天灾，最重要的是干旱、洪水和疾病。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推动进化过程。历史上的天灾（如干旱、洪水、疾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上是5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称之为“五大力量”。当5个决定因素朝着同一个方向出现改善或恶化时，大多数其他因素都会出现相同的走势。
我还介绍了8个可以衡量国家实力的指标。在我看来，这8个指标最为重要。这些指标反映且驱动国家实力的上行和下行走势。
其他因素，例如地质/地理、法治和基础设施，也很重要。下图显示我的模型所包含的所有18个因素。
没有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单独决定的，但综合考虑时，它们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一个国家在其生命周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方向。
虽然我分别衡量和描述每个决定因素，但它们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可以相互作用、融合在一起的。它们通常会相互强化，共同决定整个周期的起落。例如，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全球贸易份额和财富，增强军事力量，最终建立一种储备货币。此外，拥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有效配置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体系，以及获得自然资源的渠道和有利的地理条件等因素都很有帮助，如果这些因素出现衰落，它们往往就会一起衰落。
并不是所有的指标都可以用数字和方程来表示，人类本性和权力关系（影响人类行为和结果）等因素最好用语言来描述。我把这些因素称为影响机制。
下图显示一系列其他主要影响机制，它们是我在评估国家所处的位置和未来可能情况时所需关注的方面。
探究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
驱动事件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两类
- 继承的决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地质和自然现象，如气候和疾病。
- 1.地理。一个国家的位置、周围环境、地形地貌等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 2.地质。一个国家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至关重要，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质因素不应被高估。
- 3.天灾。天灾存在多种形式，例如流行病、洪水和干旱。纵观历史，天灾对国家的福祉及其演变过程的影响甚至超过战争和经济萧条。
- 4.系谱。关于系谱，我不是遗传学专家，只能说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有遗传基因，这些基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基因构成应该对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人们对待自己和彼此的方式。这些因素受人类本性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影响方式各不相同）。
- 虽然一个国家继承的资产和负债非常重要，但历史表明，人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 如果一个人能够使自己的收入超过支出，就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自给自足。
- 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是最可持续的资本，因为继承下来的资产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可以永远存在。
- 最重要的人性决定因素：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表现出类似的行为，这一模式驱动着大周期。
- 5.自身利益。对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来说，自身利益（尤其是自我生存能力）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最重要的是何种自身利益（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等等），这是社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
- 6.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其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适中且有盈余；另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要多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可能取得可持续的成功。历史表明，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一旦超过收入，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
- 7.资本市场。储蓄和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购买力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
- 8.借鉴历史的能力。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障碍。
- 9.多代人心理周期。由于经历不同，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和后代的命运。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三代人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于一个典型的长期债务周期。
- 10.将即时满足置于长远福祉之上。这是另一个可以辨别个人和社会是否会成功的因素。
- 11.人类的创造力。人类最伟大的能力是推动进化，这表现为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具备吸取知识和思维理解的独特能力。
- 文化形成的决定因素
- 12.文化。俗话说，“文化就是命运”。文化差异是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所持的不同看法，这一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而形成的，文化提供指导人们应对现实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指导人们如何对待彼此的原则。文化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运转。自古以来，人们在著作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 13.对全球思维的开放态度。这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反映国家实力的先行指标。因为自我孤立的实体往往会错过时机，不能了解到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从而削弱自身实力，而了解世界上的最佳做法可以帮助人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自我孤立，就不能面对世界最佳竞争者的挑战，也无法从中受益。
- 14.领导力。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一切都受到领导人的影响。
- 个体和群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决定因素
- 15.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往往导致冲突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恶化、人们为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而争斗的时期。
- 16.价值观差距。虽然财富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人们唯一争夺的东西。价值观（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很重要。
- 17.群体斗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群体”（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权力通常由三四个群体掌控，这些人加起来也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
- 18.左倾/右倾政治周期。在所有社会中，政治都在左倾势力与右倾势力之间更迭，这些更迭决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有的更迭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的则充满暴力。
- 19.要想维系和平，就必须解决囚徒困境。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彼此合作是对双方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对一方来说，先杀死对方的做法更合乎逻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双方最好相互保证，不给对方造成生存危害，从而避免致命性的战争。要想进一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就需要交换利益，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使自身不能承受失去这种关系的后果。
- 20.是双赢关系还是双输关系，这取决于双方做出的选择。个人和国家关系的各个层面都是如此。
- 21.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权力平衡机制是盟友和敌人争取财富和权力的永恒普适机制。从办公室政治到地方政治，从国家政治到地缘政治，权力平衡驱动着几乎所有权力斗争。在不同的文化中，权力平衡的方式略有不同。西方社会的做法更像下国际象棋，而亚洲社会的做法更像下围棋，尽管目标都是支配对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权力平衡都无处不在，并似乎是通过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步骤而进行的。
- 22.军事实力与和平/战争周期。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实力（无论是自身的还是通过联盟获得的）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内部秩序、外部秩序及其变化
与其他事物一样，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也在不断演变，将现有情况向前推进；现有情况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又产生新的情况。演变是缘于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而发生的。现有情况和决定因素驱动着各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创造出一套新的情况和决定因素，从而推动新的变化，以此类推，就像物质和能量在永动机中相互作用一样。因为一组特定情况创造出一组有限的可能性，所以通过正确识别这些情况和理解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学习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
如果不以历史眼光来认识这些差异，我们就会面临一些障碍。一旦洞察并领悟永动机的运作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体制如何逐步发生演变。这些体制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体制、民主体制，以及由这些体制演化而来的后代和混合体，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些演变后，我们可以基于人们选择的相处方式以及人性影响，设想新的内部秩序（决定财富和政府政治权力的分配）将会如何演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附录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些值得深入分析但不包括在本章主体部分的概念。
5.自身利益。虽然自身利益是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的主要动机，但哪个“自身”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家庭、部落（即社区）、州、国家、帝国、人类、所有生物还是宇宙？下图显示各种可能的单位。越往上，包容面越宽；越往下，包容面越窄。在你所处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愿意为什么献出生命？
人们最信赖的“自身”是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的自身，这种意愿驱动着他们的行为。例如，如果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更可能得到保护，而如果人们认为个人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就会逃离枪林弹雨。
在过去几年里，世界从更加全球化走向更加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凝聚力，因为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看法日益分化。这些差异导致人们迁移到符合他们偏好的州，促使这些州具有更大的个体相关性，而不是作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这些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冲突。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对于系统应该如何运作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州权利相对于国家权利应该有多大；其二，大多数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变化，所以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本质。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出控制轨迹的变化，这通常标志着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改变。
不妨思考一下，你观察到何种变化？你看到的是合并还是解散？从哪个层面向哪些层面发展？这些变化对你和你的目标有何影响？
6.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定义财富，并研究其对拥有或缺乏财富的国家的影响。
财富=购买力。为了避免追究细节，我们称财富为购买力，以区别于货币和信贷。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货币和信贷的价值是变化的。
实物财富≠金融财富。实物财富是人们期望拥有和使用而去购买的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流媒体视频服务等。实物财富具有内在价值。金融财富由金融资产组成，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a)在未来获得持续的收入，和/或(b)在未来出售以获得资金，进而购买想要的实物资产。金融财富没有内在价值。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
财富=权力。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这些统治秩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统治者被那些为自己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推翻。
财富减少=权力减小。没有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在失去购买力后不会失败。要想成功，一个人的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一些实体的支出适度且有盈余，另一些实体的收入高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容易取得可持续的成功。
9.多代人心理周期。与国家兴衰相对应的是，心理和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式和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新兴国家”。在那些取得进步的国家，人们通常努力工作，逐步攒下比生存所需更多的钱，他们因担心将来没有足够的钱而做好储蓄。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财务安全感的人们通常在财务方面仍然小心谨慎。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努力工作，国家出口大量商品，实行固定汇率，人们大量储蓄，并有效地投资于房地产、黄金、本国银行存款等实物资产，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
国家在这个阶段既经历了收入快速增长，又经历了生产率快速增长。生产率增长意味着：(1)通胀不是问题，(2)国家变得更有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通常不会显著增加，有时还会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期。如果国家提供充分的产权保护，那么这时也是投资于这个国家的绝佳时机。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后，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很高，所以劳动力变得更昂贵。但他们之前在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仍在带来回报，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使他们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享受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1950—1965年，美国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关键是要尽可能长地维持这些带来实力的决定因素。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加大杠杆的背后是心理变化。因为经历过前两个阶段的人们已经去世或变得无关紧要，而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则习惯于优越的生活，而不担心钱不够。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虽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当大国经历这个阶段时，通常标志着接近衰落。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时，第四阶段中所描述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充分意识到现实的窘境。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对明显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要让心理和属性完成一个重新达到昔日高峰的完整周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复兴）。罗马人和希腊人从未东山再起，而中国人则经历过几次。
11.人类的创造力。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获取过程更多的是以迸发和渐进这两种方式演进的，而不是有涨有跌的周期。迸发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上升阶段，渐进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下跌阶段。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换句话说：创新发明+商业精神+兴旺发达的资本市场=生产率大幅提升=财富和权力增加
17.群体斗争。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一小部分人（“统治者”或“精英”）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尽管比例有所不同）。他们控制体系并从中获益，自然支持并试图维护这一体系。由于财富拥有者可以影响权力持有者，权力持有者也可以影响财富拥有者，所以这些统治者或精英内部存在同盟，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让所有人都遵守现有指令和法律，尽管这个体系加大了财富和权力差距。
因此，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尽管不想扰乱惠及他们的秩序，但这些精英一直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企图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争斗。当经济形势较好、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时，这些争斗就会减弱；当经济形势不佳时，这些争斗就会激化。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的：“贫困者和富人相互争吵，无论哪一方占上风，都不会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霸权作为胜利的奖赏。”在通常情况下，大周期伴随着和平与生产率上升的时期，财富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长，这导致一小部分人获得并控制了极大比例的财富和权力，然后变得过度扩张，进而导致困难时期出现，没有钱权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最大。革命和/或内战因此爆发，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使周期重新开始。
纵观所有国家的历史，财富拥有者也都拥有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财富，他们与规则制定者和实行者合作。虽然情况一直如此，但具体方式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
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群体”（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权力通常由三四个群体掌控。一个人与谁最亲近？与谁接触最多？与谁最相似？这些因素将决定这个人属于哪个或哪几个群体。群体划分决定了谁是朋友，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你可能需要记录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在冲突激化时期，你所属（或被假设所属）的群体将变得更加重要，它将决定你所支持和反对的对象、你的未来行动及其结果。
1.是富有还是贫困？
贫困
2.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派？
中间派
3.种族？
黄种人
4.民族？
汉族
5.宗教？
无
6.性别？
男
7.生活方式（如激进还是保守）？
生活方式保守，政治理念激进，投资理念保守，社交理念保守。
8.地理位置（如城市、郊区还是农村）？
农村或郊区
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永恒普适的真理：自孔子生活的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来，●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18.左倾/右倾政治周期。资本家（即右倾势力）和社会主义者（即左倾势力）不仅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都愿意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奋斗。右倾/资本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自给自足，从而获取效益，限制政府干预，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成果，允许个人选择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资本主义最适合大多数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资本家通常不能容忍为那些缺乏生产和盈利能力的人提供财务支持。对他们来说，赚钱=取得效益=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他们不太注意经济机器是否为大多数人创造了机会和繁荣。他们也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盈利形式不利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例如，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并非当务之急，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动力。
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人们互相帮助，政府支持民众，分享财富和机会是高尚道德，而且有利于社会。他们认为，私营部门基本上是由贪婪的资本家经营的，而普通劳动者（如教师、消防员和工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强调妥善分配经济资源。他们支持政府增加干预，相信政府官员会比资本家更公平，资本家只想剥削他人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21.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权力平衡机制驱动着几乎所有权力斗争。例如，机构内部的办公室政治、塑造国内秩序的地方和国家政治，以及塑造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都离不开权力平衡。
这个机制是通过一系列步骤展开的，但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秩序和人民：
第一步：联盟的行成。
第二步：战争决定胜负。
第三步：胜者之间的斗争。
第四步：步入和平与繁荣，但最终变得过度扩张，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机会差距扩大与负债过度。
第五步：不断激化的冲突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巨变。只有大多数人能享受和平与繁荣（前提条件是制度公平，大多数人自律和高效），和平与繁荣时期才能延续下去。
3 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力的大周期
大多数人和他们的国家最希望得到的是财富和权力，而货币和信贷对财富和权力增减的影响最大。如果你不明白货币和信贷是如何运作的，你就无法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你就无法了解你即将遇到的情况。
货币和信贷的永恒普适的基本要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实体（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要面对同样的基本财务现实。这些实体有资金的流入（即收入）和流出（即支出），两者相抵后构成净收入。这些资金流用数字来衡量，显现在损益表中。如果一个实体的收入超过支出，这就会产生利润，储蓄就会增加。如果一个实体的支出超过收入，储蓄就会减少，或者它需要弥补差额，通过借款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资金。如果一个实体的资产远远超过负债（即拥有高额的净资产），它就可以出售资产，使支出超过收入，直到资金耗尽，届时，它必须削减开支。如果一个实体的资产并不比负债多很多，而且收入低于运营和偿债所需的金额，该实体就必须削减开支，否则将会出现违约或者需要重组债务。
一个实体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即债务）都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出来。无论这些数字是否有记录，每个国家、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都有资产和负债。例如，如果经济学家把每个实体的收入、支出和储蓄综合起来，就得到了所有实体的收入、支出和储蓄。●各个实体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整体财务管理方式是内部和世界秩序变化的最大驱动因素。理解了自己的收入、支出和储蓄，你就可以将其应用于其他实体，把这些实体综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由于一个实体的支出是另一个实体的收入，当一个实体削减支出时，这不仅会伤害自身实体，也会伤害依赖这一支出获得收入的其他实体。同样，由于一个实体的债务是另一个实体的资产，债务违约会使其他实体的资产减少，迫使它们削减支出。这会使债务问题和经济萎缩加速恶化，当人们为如何分配缩减了的经济蛋糕发生争辩时，这就会酿成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原则，●债务吞噬资产净值。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最先偿还债务。例如，如果你拥有一个房子（即拥有“房屋净值”所有权），但不能支付抵押贷款，你的房子就会被卖掉或收走。也就是说，债权人比房主优先得到偿付。因此，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支出，你的资产低于负债（即债务），你就不得不卖掉你的资产。
与大多数人凭直觉想象的不同，货币和信贷并不存在固定的数量。央行可以很容易地创造货币和信贷。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希望央行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因为这会增强其消费能力。如果货币和信贷用于消费，大多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也产生了必须偿还的债务，需要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削减支出，最终使支出低于收入，这个过程是艰难和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周期性。在信贷创造阶段，商品、服务、投资资产的需求和生产都很强劲，而在债务偿还阶段，两者都很疲弱。
既然政府有能力印钞和借款，为什么央行不能以大约零利率贷款给中央政府，以提供经济支撑呢？政府难道不能以低利率放贷给其他实体，让这些债务人永远不需要还债吗？在通常情况下，债务人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分期偿还最初的借款（本金）加上利息。但是，央行有权将利率设定为零，并继续延展债务，这样债务人就永远不需要偿还债务。这相当于给债务人资金，但看上去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债务仍然被视为央行所拥有的资产，所以央行仍然可以说自己在履行正常的放贷职责。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经济危机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谁来买单？这不利于那些央行以外的实体，那些实体仍然以资产（现金和债券）的形式持有这些债务，却无法获得维持购买力的回报。
当前，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许多个体、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来说，其收入低于支出，而债务和其他负债（如养老金、医疗和保险）远远高于资产价值。这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事实上，这与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很多个体、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看起来很富有，尽管即将破产。其之所以看上去富有，是因为大举消费，持有很多资产，甚至还有很多现金。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预测自己的财务、与我们相关的其他人以及世界经济的未来状况。简言之，对一些个体、公司、非营利组织和国家来说，其负债规模大大超过履行上述义务所需的净收入和资产价值。因此，其财务状况脆弱。但其仍然通过借款大举消费，所以看起来很富有。
●债务吞噬资产净值，但央行可以通过印钞来为债务融资。一旦债务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使吞噬资产净值的大量债务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同时带来相应的经济痛苦，政府印钞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并不是所有政府印制的货币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在世界各国被广泛接受的钞票（即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在我撰写本书时，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是美元，美元是由美国的央行（即美联储）创造的货币。明显次要的储备货币是欧元，欧元是由欧元区的央行（即欧洲央行）创造的货币。目前，日元、人民币和英镑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储备货币，但人民币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强。
●在储备货币存在期间，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它能决定哪个国家获得国际交易所需的资金和信贷。然而，拥有储备货币通常会让一个国家播下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种子。
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可以借到超出自身偿付能力的资金。为了偿还债务，储备货币国家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导致货币贬值，最终丧失储备货币地位，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极为糟糕。这是因为●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
相反，如果没有储备货币的国家持有大量以储备货币（如美元）计价的债务（但它们不能印发这种货币），或者持有这种储备货币的存款不多，而且获取所需储备货币的能力下降，那么这个国家通常需要这种储备货币。如果一个国家急需储备货币来偿还以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并且需要从只接受储备货币的卖家那里购买商品，这个国家可能就会破产。
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也可以是财富贮藏的手段。
所谓“交换媒介”，是指金钱可以用来购买物品。简单地说，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物品，有时需要通过与持有这些物品的人交换才能获得。
所谓“财富贮藏”，是指介于获得财富与消费财富之间的储存购买力的一种工具。
理解金钱和债务的区别很重要。金钱是清偿债务的手段，一个人付清欠账即告完事，而债务是对未来交付资金的承诺。
贷款人认为，与单纯持有这些现金相比，他们收回的资金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借款人认为，如果操作得好，他们就能有效使用这些资金赚取利润，偿还借款并保留一些利润。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货币和信贷（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法定货币）都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是会计系统中的日记账目，很容易被更改。货币和信贷体系旨在帮助有效分配资源，提高生产率，使借贷双方都能获利，但这一体系会出现周期性失灵。发生这种情况时（亘古以来，这种情况总会发生），货币供应就采用“货币化”【即央行创造货币来购买债务】，货币不是被贬值就是被摧毁，财富将发生巨大的转移，对整个经济和市场都造成冲击。
这一切意味着债务和信贷机器的运作并不完美。货币的供需和价值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在上升阶段带来繁荣的富有，在下跌阶段导致痛苦的重组。
货币、信贷和财富
货币和信贷与财富有关，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因为货币和信贷可以用来购买财富（即商品和服务），所以一个人拥有的货币和信贷总值与其拥有的财富总值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无法单纯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要想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必须提高生产率。货币和信贷创造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混淆，但这种关系是经济周期的最大驱动力。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虽然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关的，但不能混为一谈。每种经济都存在驱动它的供求关系。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取决于商品和服务数量、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买家数量。当商品和服务需求强劲且不断上升，而满足需求的产能不足时，实体经济的增长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需求增速继续超过生产能力，价格就会上涨，通胀也会走高。这时金融经济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为了应对通胀走高的局面，央行通常会收紧货币和信贷，从而削弱实体经济的需求；当需求过少时，央行便采取相反的举措，通过提供货币和信贷来刺激需求。通过增减货币和信贷的供应，央行可以增减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生产。但其无法做得完美，所以这个过程中存在短期债务周期，即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之间更迭的阶段。
我们还需要考虑货币和信贷的价值，这些价值基于自身的供求关系。如果货币的供应远远大于需求，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货币和信贷的流向是决定未来情况的重要因素。 我们必须观察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供求变化，以了解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可能出现的情况。
就像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容易被混淆一样，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也令人困惑。价格和价值的走势往往相同，所以可能会被混为一谈。因为当人们拥有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时，他们就拥有了增加支出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支出增加了经济产出，提高了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价格，这就相当于增加了财富，因为以我们核算财富的方式来衡量，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变得“更富有”了。然而，这种财富增加更多的是种错觉，而不是现实，原因有二：(1)尽管信贷增长推高了价格和生产，但这些信贷是需要偿还的，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贷到期而需要偿还时，会对财富产生反向作用；(2)物品的内在价值不会只因价格上涨而增加。
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其财富，会给人一种财富发生变化的错觉，而这种变化其实并不存在。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在发放时产生刺激性影响，而需要偿还时会产生抑制性影响。这就是货币、信贷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原因。
货币和信贷的控制方（即央行）通过改变货币和信贷的成本与供给来调控市场和整体经济。当经济增长过快而央行想使其放缓时，央行就会减少货币和信贷供给，促使货币和信贷成本上升。这会鼓励人们放贷，而不是借款和支出。当经济增长过慢而央行想刺激经济时，央行就降低货币和信贷成本，提供充裕的货币和信贷，鼓励人们借款、投资和/或消费。货币和信贷的成本与供给的变化也导致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价格与数量起起伏伏，但央行只能在其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的能力范围内调控经济，其调控能力是有限的。
你可以这么想：央行有一瓶兴奋剂，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注入经济。当市场和经济增长下滑时，央行注入货币和信贷兴奋剂，从而提振市场和经济；当市场和经济过热时，央行减少或停止注入兴奋剂。这些举措使货币、信贷、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数量与价格出现周期性涨跌。这些走势通常表现为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起起落落，通常持续8年左右（会有出入）。持续时间取决于刺激政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需求提高到实体经济达到产能极限的水平。大多数人见过足够多的短期债务周期（通常被称为“经济周期”），对其有一定认知，因此他们错误地认为，债务周期将永远以这种方式持续运转。
我称之为短期债务周期，是为了区别于长期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100年（因此包括6~10个短期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大多数人对其会毫无预料。因此其到来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让很多人遭受损失。我们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目前的长期债务周期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果，这一货币体系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付诸实施，标志着美元/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这些长期债务周期取决于央行还剩下多少兴奋剂。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初期，此前的超额债务得以重组，央行拥有一整瓶的兴奋剂，而当债务高企、央行的兴奋剂所剩无几的时候，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更具体地说，当央行无力通过货币和信贷增长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时，央行就不具备刺激经济的能力了。我们从历史案例中可以看到，为了抵消通缩性信贷和经济萎缩带来的通缩影响，中央政府和央行会创造货币和信贷，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货币，推高货币通胀水平。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如下时期：债务高企，利率无法充分下调，货币和信贷创造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提振超过对实体经济活力的提振。这种时候，债务（即其他人交付资金的承诺）持有者通常希望出售持有的货币债务，换成其他形式的财富储备工具。一旦人们普遍意识到，货币和债务资产不再是良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长期债务周期就走到了尽头，这时需要对货币体系进行结构性重组。
长期债务周期
长期债务周期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a)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b)人们使用硬通货
在这个阶段，硬通货很重要，因为它们的交易不需要涉及信任或信用。任何交易都可以就地结算，即使买卖双方是陌生人或冤家。有句老话说：“黄金是唯一不是他人负债的金融资产。”你从买家那里收到金币后，可以把金币熔化掉，因为它存在内在价值，你仍然可以得到几乎同样的价值，而不像债务资产（是交付价值的承诺），例如纸币（因为很容易印制，所以纸币算不上什么承诺）。
第二阶段：后来出现了硬通货债权票据（又称票据或纸币）
由于随身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既有风险又不方便，而且信用创造对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有吸引力，因此一些可信赖的机构出现了，它们把货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给存放人出具债权票据。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银行”，不过最初包括人们信任的各种机构。
人们将这些“货币票据”视为实际货币。毕竟，这些票据可以被兑换成有形货币，也可以直接用于购物。这种货币体系被称为挂钩货币体系，因为货币的价值与某种实物的价值挂钩，这种实物通常是硬通货，如黄金和白银。
第三阶段：后来是债务增加
起初，硬通货债权票据的数量与银行里储存的硬通货一样多。之后，债权票据的持有者和银行共同发现了信贷和债务的奥妙。票据持有者将这些债权票据借给银行，可以得到银行支付的利息。借入这些债权票据的银行很乐意，因为它们可以把钱借给其他能支付更高利息的人，从而从中获利。从银行借来票据的人也高兴，因为他们获得了以前没有的购买力。随着资产价格和生产双双提升，整个社会皆大欢喜。
一旦出现以下问题，麻烦就来了：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人们持有的债权数量（他们指望通过出售这些资产，换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比商品和服务数量增长得更快，以致债务资产（如债券）无法兑换成货币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两个问题往往结伴而来。
第四阶段：然后会发生债务危机、违约和货币贬值，导致印钞和与硬通货脱钩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债权人认为他们不能从债务中获得足够的回报（相对于其他财富贮藏手段及商品和服务成本），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债务资产（如债券）是由投资者持有的，他们将这些资产视为财富贮藏手段，以备未来出售换取资金，然后购买商品。当债务资产持有者想要换成实物货币与实物商品和服务却发现无法转换时，挤兑就会出现，即债务资产持有者竞相将债务资产转换成货币、商品、服务和其他金融资产。届时，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央行，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允许资金从债务资产流出，这会推升利率，导致债务和经济问题恶化；要么“印钞”，发行债券，并充分购买债券，防止利率上升，以期资金流回债务资产。
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可避免地与硬通货脱钩，印发货币，并让货币贬值。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导致无法忍受的通缩性经济萧条。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创造足够的货币和让货币贬值，从而抵消通缩带来的经济萧条，但又不至于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如果行之有效，这就会实现我所称的“和谐的去杠杆化”。
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央行，如果一家银行拿不出足够多的硬通货来兑付债权，就会陷入困境，但央行比私人银行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因为私人银行不能通过印钞或修改法律，减轻债务人的偿债负担，而一些央行则可以。当私人银行陷入困境时，它们只能选择违约，或接受政府纾困。对央行而言，如果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那么央行可以降低债权价值（例如，偿付50%~70%），但如果债务以自己无法印制的货币计价，那么最终央行也只得违约。
第五阶段：然后是法定货币，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央行希望尽可能延长货币和信贷周期，使其长久持续下去，因为这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因此，当硬通货和硬通货债权的货币体系变得过于受限时，政府通常会放弃该体系，转而采用所谓的法定货币体系。法定货币体系不涉及硬通货，央行可以无限制地印制纸币，所以不会面临硬通货储备缩水而被迫违约的风险。
央行的风险在于，由于不再受制于有形黄金、白银或其他硬资产的供给，印钞机掌管者（即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央行）不断创造更多的货币、债务资产和负债，以至超过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最终，持有大量债务的债权人设法出售这些债务，换取商品和服务，从而产生与银行挤兑相同的效果，导致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
当信贷周期达到极限时，为了维持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及央行会创造大量债务，还会印钞，并用于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这是合乎逻辑的典型对策。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做法，当时利率已降为零，不能再下调了。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政府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举措。这也是美国政府应对1929—1932年的债务危机的做法，当时利率也同样降为零。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债务和货币的规模超过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
西方历史表明，●我们不应该依靠政府来保护钱财。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大多数政府会滥用它们作为货币和信贷创造者与使用者的特权，如果你处在他们的位置，那么也可能出于同样的理由滥用特权。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决策者能掌控整个长期债务周期。每个决策者只参与这个周期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决策（包括违背承诺，尽管他们对整个周期的整体处理方式不佳）。
●当政府能够创造货币和信贷，并发放给民众而取得好评时，政府很难抵抗这种诱惑。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手法。纵观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都会积累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在他们统治结束后很久才会到期，所以继任者需要为之买单。
央行通过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以债券为主），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从而刺激借款和消费，鼓励债券持有者出售债券，也鼓励投资者、企业和个人利用低利率借款，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资产，通过负担得起的月供购买期望得到的东西。
这会导致央行继续印钞，购买更多债券，在某些情况下，也购买其他金融资产。这一做法通常会显著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却不能有效地将资金、信贷和购买力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这就是2008年的状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危机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如此。
当央行印钞和购债未能把资金和信贷送到所需之处时，中央政府就从央行借钱（央行通过印钞提供资金），再把资金用于所需之处。美联储在2020年4月9日宣布了类似的计划。这种印钞购债做法（称为“债务货币化”）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有需要的群体。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比征税容易接受多了（因为征税会得罪纳税人）。这就是为什么央行最终会选择印钞，并让货币贬值。
当政府大量印钞和购债时，货币和债务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债券持有人征税，减轻债务人和借款人的负担。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和债务资产持有者就会意识到真实情况。于是，他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和/或借入廉价贷款，再举借可以通过廉价贷款来偿还的债务。他们还常常把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贮藏手段上，比如黄金、某些类别的股票或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常会继续印钞，直接或间接地购买债券（例如，让银行代其购买），并禁止资金流入通胀对冲资产、其他货币和其他地方。
在这种“通货再膨胀”时期，决策者要么刺激新一轮货币和信贷扩张，为新一轮经济扩张提供资金（有利于股票），要么让货币贬值，产生货币通胀（有利于通胀对冲资产，如黄金、大宗商品和通胀挂钩债券）。在长期债务周期的早期阶段，未偿债务的数额不多，通过降息刺激经济的空间较大（如果央行无法降息，就增印货币和购买金融资产），信贷和经济出现良性增长的可能性较大。而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债务数额较大，刺激经济的空间较小，伴随着经济疲弱而出现货币通胀的可能性明显加大。
要想使债务和负债相对于偿债所需的收入和现金流下降，决策者可以使用以下4种工具：
1.财政紧缩（减少支出）；
2.债务违约和重组；
3.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向贫困者转移（例如，增税）；
4.印钞并使货币贬值。
与其他做法相比，●印钞是最简便、最不被人了解、最常见的主要债务重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因为：
– 印钞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
– 在提供金融财富的过程中，难以分辨出财富被收走的任何受害方（尽管他们是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
– 在大多数情况下，印钞拉动资产价格上涨，因为人们根据货币来衡量自身财富，而此时的货币不断贬值，因此人们好像变得更富裕。
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的情况，政府和央行发放大量资金和贷款。请注意，此时你听不到任何人抱怨货币和信贷创造。事实上，如果政府不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贷款，就会被视为小气和残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些资金。政府并非堆满了资金的富有的实体，而只是所有人的集合，到头来人们必须为政府创造和发放的资金买单。
第六阶段：回归硬通货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就是说央行过度增印法定货币，债权人就会出售债务资产，引发上文所述的银行挤兑现象，最终导致货币和信贷的价值下降，促使人们逃离现金和债务（如债券）。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转向黄金、白银、保值的股票，以及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资产。
当一个国家面临债务、货币和投资外逃时，其统治者自然想要加以阻止。因此，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们更难投资于黄金（例如，取缔黄金的交易权和所有权）、外币（禁止外币交易）和外国资产（实施外汇管制，防止资金外流）。最终，政府通过提供大量资金和廉价贷款，基本上消除了债务，但货币和债务的价值也随之下降。
如果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变得过于极端，货币和信贷体系就会崩溃。届时，政府通常会被迫回归某种形式的硬通货，重建人们对货币价值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信心。政府经常（但并非总是）将货币与黄金或某种硬通货挂钩，并允许新货币持有者将其转换为硬通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债务越濒临崩溃（此时的未偿债权与硬通货和有形财富的比率最大），境况越危险，人们往往越感觉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持有债务，享受着债务带来的回报，而距离上一次债务危机的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记忆就越淡，尽管持有债务的风险上升、回报下降。要想正确评估持有债务这颗定时炸弹的风险和回报，我们就必须时刻注意到需要偿还的债务与可供偿还的硬通货的比率、需要支付的债务金额与债务人的现金流的比率，以及投资者获得的利息回报。
长期债务周期小结
几千年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类型的货币体系。
第一类：硬通货（如金属硬币）。
第二类：纸币（硬通货债权）。
第三类：法定货币。
硬通货是最具约束性的货币体系。除非作为货币的金属或其他具有内在价值的大宗商品的供给增加，否则货币无法创造。在第二类货币体系中，货币和信贷更容易创造，因而硬通货债权与实际持有的硬通货的比率会上升，最终导致银行发生“挤兑”。结果是违约，银行关门，储户失去他们的硬资产和/或货币债权贬值，这意味着储户拿回来的钱少了。在第三类货币体系中，政府可以自由创造货币和信贷，只要人们对货币还有信心，这种体系就一直运营；一旦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这种体系就会失灵。
无论是为了应对债务和战争，还是解决其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需要的货币和信贷超过现有的水平，自然就会从第一类货币体系转到第二类，或者从第二类转到第三类，以便更灵活地发行货币。
这一债务大周期通常持续50~100年，以债务重组和货币体系本身重组而结束。重组过程中的突发阶段（即债务和货币危机时期）通常很短，只持续几个月到三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政府的行动速度。然而，这些重组带来的连锁效应可能是持久的。例如，一种货币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时，其影响是深远的。每一类货币体系中通常出现2~4次大规模债务危机（大到足以引发银行危机，造成30%或更多的债务减记或贬值，但不足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在许多国家都进行投资，经历过几十场债务危机。这些危机都遵循同样的运行模式，我在《债务危机》一书中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4 货币价值的演变
说到经济，既有实体经济，也有金融经济，二者紧密相连，却不一样。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拥有各自的供需机制。本章侧重分析金融经济的供需机制，探究决定货币价值的因素。
所有货币都出现过贬值，甚至消亡
1700年以来，世界上存在过大约750种货币，其中只有约20%的货币目前仍然存在，这些货币均出现过贬值。
货币相对于什么出现贬值
印钞的目的是减轻债务负担，因此最重要的是货币对债务的贬值（即让货币数量相对于债务数量增加，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债务是对未来交付资金的承诺，因此给需要资金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就能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这些新增资金和信贷的流向决定接下来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债务减免促进这些资金和信贷转化成公司的生产率和利润，实际股价（即经通胀调整后的股票价值）就会上涨。
一旦货币的创造严重损害现金和债务资产的实际和预期回报率，这就会导致资金流出这些资产，流入通胀对冲资产，例如黄金、大宗商品、通胀指数债券和其他货币（包括数字货币）。这将导致货币价值加速下跌。央行有时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允许实际利率（即剔除通胀率后的利率）上扬，给经济造成损害（并且引起公愤），或者通过印钞以及购买现金和债务资产，避免实际利率上扬。央行会选择第二种做法，但这将加剧现金和债务资产回报不佳的状况。
这种情况在长期债务周期中出现得越晚，货币和货币体系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货币和货币体系崩溃通常发生在以下情况下：债务和货币的数额过大，无法转化为它们索取的商品和服务数额的实际价值；实际利率（低到足以使债务人免于破产）低于债权人将债务作为可行财富贮藏手段所需的水平；央行传统的资本配置工具失效。这些工具包括调整利率（我称之为“第一种货币政策”—MP1）与/或印钞和购买高质量债务（我称之为“第二种货币政策”—MP2）。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职责变成协助政治体系，以非经济的方式分配资源。
有的货币贬值有利于体系（但货币和债务持有者总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有的货币贬值则有害于体系，这种货币贬值会破坏信贷/资本分配体系，但它是消除债务以建立货币新秩序的必要举措。搞清二者的差别非常重要。
因为黄金是永恒普适的替代货币，而货币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因此货币的购买力是最重要的。我还会简要分析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债务以及股票的变化，因为这些资产也可以成为财富贮藏手段。
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值
货币贬值通常相当突然地发生在债务危机期间，而两次债务危机之间是较长的繁荣稳定时期。我注意到主要货币的6次大幅贬值。当然，一些次要货币的贬值次数明显更多。
货币大幅贬值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发性，而非逐渐演变而成。过去170年间，主要货币曾经出现过6次大幅贬值（不过次要货币的贬值次数明显更多）。
2000年以来，货币相对于黄金贬值，原因有二：一是大规模货币和信贷创造，二是利率相对于通胀率保持在低位。由于货币体系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因此没有发生过以前那样的突然中断，货币价值只是在缓慢且持续地下降。低利率（有些情况下甚至是负利率）没有为货币和信贷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尽管程度较轻）提供补偿。
经历了战争和货币贬值、新的世界秩序于1918年建立之后，世界步入持续较长且富有成效的经济繁荣时期，尤其是在美国，这段时期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与所有类似时期一样，繁荣时期也助长了巨额债务、资产泡沫和贫富悬殊。
1930—1933年，全球债务危机引发经济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印钞，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这种做法在二战爆发前就侵蚀了货币价值。
货币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历史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债务周期后期阶段，将赚取利息的现金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存在巨大风险。
国家货币贬值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典型模式
货币贬值与货币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便两者都是债务危机造成的。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是长期大规模货币贬值的结果。
货币贬值具有哪些共性？
1.所有经济体都出现过典型的挤兑现象，即央行发行的债权票据总额超过可供提取的硬通货总额。硬通货通常是黄金。不过，导致英国储备货币贬值的原因是美元，因为当时英镑与美元挂钩。
2.央行的净储备在实际贬值前就已开始减少，在某些央行，甚至在货币贬值前几年就开始减少。
3.货币挤兑和贬值的出现通常伴随着严重的债务问题，通常与战时支出相关（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的荷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这些压力迫使央行增印纸币。
4.通常来说，央行最初的反应是，提高短期利率，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过于痛苦，因此央行很快会放弃这种做法，转而增加货币供应。央行通常在货币贬值后降息。
5.不同国家的结果截然不同，一个重要变量是，该国在货币贬值时保存了多少经济和军事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强，储户继续持有本国货币的意愿就越大。针对主要储备货币的具体分析如下。
针对主要储备货币的具体分析如下：
1.在荷兰，荷兰盾崩溃的影响巨大，速度较快（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时，荷兰盾的实际流通量迅速减少，首先在与英国的重要战争中败北，之后遭遇了法国的入侵。
2.在英国，英镑的衰落过程更为缓慢：英镑经历了两次贬值，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完全失去了储备货币地位，但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数次周期性的国际收支紧张。在继续持有英镑作为储备的国家中，许多是迫于政治压力，英镑资产与同期美元资产相比明显表现欠佳。
3.在美国，美元出现过两次突如其来的重大贬值（1933年和1971年）。2000年之后，美元相对于黄金逐渐贬值，但这些贬值并没有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
通常来说，在一个国家的货币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之前，这个国家已经丧失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地位，输给一个崛起的对手，从而面临某种脆弱性（如荷兰不敌英国，或是英国不敌美国），并且央行通过印钞和购买政府债券，将不断增加的巨额债务货币化。其结果是，本国货币以不可阻挡的、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走弱，因为财政和国际收支赤字规模过大，无法通过削减开支来填补。
5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决定他们所获得的结果的首要影响因素。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或者说“秩序”规定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些制度和人们在这些制度下的实际行为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与权力，尽管他们也在其他方面发生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从税收、经济到人们在繁荣与萧条时期、和平与战争时期如何相处），而这些斗争循环往复地出现，就如同潮起潮落。
每个周期内部还有类似的小周期，例如通常每8年左右出现一次的短期债务周期（导致泡沫和衰退）、以大致相同频率出现的政治周期（在左、右派之间发生政权交替）等。每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些周期，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例如，中国和印度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截然不同。各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所处的阶段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整个世界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
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不同国家通常处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各国竞相夺取财富和全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国家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国家走向衰落。全球整体的波动程度比任何单个国家都要小。
各国间的区别产生了一种分散效应，这使全球的演进过程比任何单个国家都更平稳。这一点反映于下图的全球实际GDP中。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利
在赢得控制权之后，新领导者通常会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斗。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我将第二部分称为“清洗”。
在这些权力巩固/清洗时期，清洗的形式和程度各异。这取决于以下因素：新领导者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烈度、新领导者内部的冲突程度，以及新领导者继承的各种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的发展程度。
在这一阶段，最有成效的领导人是“权力巩固者”。他们通常具有上个阶段获胜的革命者那样的素质，他们是顽强而机智的勇士，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能力和动机。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还需要有更精明的政治头脑，因为此时的敌人远不像上个阶段那么明显。一些领导者在这个阶段表现非凡，例如唐太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还有一些近代领导者，如美国的国父、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显示出一个国家如何有效地从战争时期过渡到重建时期。
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所有人都厌倦战争，国家完全走上了重建之路，这一阶段就结束了。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我也把这一阶段称为早期繁荣时期，因为这通常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开始。
在这一阶段，体制和机构建设最为重要。领导者需要设计和创建一个系统（秩序），使人们遵守规则和法律，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追求类似的目标。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系统，迅速提高生产率，使大多数人受益。
很多国家经历过这一阶段，包括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的15年，在179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时拿破仑通过政变夺权后的拿破仑时代初期，紧随1868年日本政治革命后的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德国及大多数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时期，中国1949年建国后的时期，以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一个永恒普适原则是，●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这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通常与第六和第一阶段的迥然不同。我称这个阶段的领导者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制。第六（以革命为主）和第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与第二阶段（以重建和治理为主）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好地反映在丘吉尔和毛泽东身上。两位领导者都是了不起的“励志将领”，但作为“土木工程师”存在不足。这一阶段的伟大领导者包括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这些领导者都是在战争后上台的，他们建立的体制为国家创造了繁荣，繁荣时期在他们去世后延续了很久。
最非凡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国家度过第六、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内战/革命时期、权力巩固时期、体系和机构建立时期，这些体系和机构在他们去世后很久仍然高效运作），并且在大规模层面上完成这些工作。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此类领导者或许包括唐太宗（7世纪中国唐朝的革命性缔造者之一，他使中国出现了约150年的和平与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即位的第一任罗马帝国皇帝，他开启了大约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使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以及成吉思汗（他从1206年开始建立和领导蒙古帝国，蒙古之后出现了100多年的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盛的帝国，尽管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多次内战）。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我也将这个阶段称为中期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拥有取得效益的大量机会，并且对此热情高涨，融洽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变得更加富裕，并因成功而受到钦佩。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治国有效，人们就会拥有近乎平等的各种教育机会，以及择优录用的工作岗位。国家在最大范围内吸引人才，打造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体制。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提出新想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成为英雄而受到仰慕。因为他们提出了颠覆性的创新想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得到回报。债务增长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实际收入增长，减轻债务偿还负担，提供超额利润，取得出色的股本回报率。收入超过支出，储蓄超过负债，储蓄将为未来投资提供资金。第三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和正能量。
这一时期的例子包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涵盖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其标志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发明创造，从而快速提升了繁荣水平）、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快速增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例如，登月计划是国民拥有共同使命的见证。登月成功时，美国全民欢呼雀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可以(a)设想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并把这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传达给民众；(b)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c)利用取得的成就，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受繁荣，并投资于未来。此外，他们(d)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e)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他们可以保护或扩张自己的帝国，而无须投入削弱经济和社会的战争。
一个国家维持在这个阶段的时间越长，享受的美好时光就越长。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阶段。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过度时期。在第四阶段，做成（或通过举债做成）一切的诱惑会将一个国家推至冲突边缘。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这一阶段也称为泡沫繁荣时期。典型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 通过债务融资来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情况迅速增多，因此债务增速超过偿付债务的未来现金流增速。这就产生了泡沫。通过债务融资来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
- 资金和时间的花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资金用于普通消费和购买奢侈品，更少资金用于营利性投资。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投资削减，相关生产率增长减缓，进而导致城市和基础设施老化、效率降低。
- 为扩大和保护全球利益，国家为军事建设而耗巨资。全球主要大国尤其如此。
- 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表现为借款增多，竞争力下降。如果这个国家拥有储备货币，借款就比较容易，因为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储户更希望存储储备货币和/或放贷给储备货币国家。
- 财富和机会差距巨大，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怨愤情绪。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在人们变得富裕后，他们带领国家继续把大量收入和时间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如前所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变得富有之后，仍然保持了良好教育、严明纪律和坚强性格的文化。但这样的领导者凤毛麟角，而且间隔甚久。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在一个大周期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和经济活动。
你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当前形势看到：那些财政状况良好（即收入多于支出、资产多于负债）的国家处于较好的态势；那些财政状况欠佳的国家处于较差的态势，它们希望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资金。但问题是，比起处于良好态势的国家，处于较差态势的国家明显更多。
典型的有害组合：●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上述因素的组合通常导致混乱、冲突甚至内战。经济冲击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金融泡沫破裂，流行病、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这相当于对财务状况进行压力测试。在压力测试时，财务状况（以收入支出比、资产负债比来衡量）可以充当减震器，一个国家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反映其体制的脆弱程度。当一个国家出现财务问题时，通常首先影响私营部门，其次影响公共部门。因为政府决不允许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拖垮整个体制，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体制就会崩溃。但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最可靠地预测内战/革命的先行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和贫富悬殊。这是因为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它们就无法从经济上救助私营部门的实体；而要使体制保持运转，政府就得拯救这些实体（这就是2008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做法）。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就无法购买所需的东西，也无法向人们提供资金，使人们去做政府需要他们做的事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
政府拥有巨额赤字，因而发行大量债务，使可供出售的债务超过本国央行的购买能力，又没有其他买家愿意买入。这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款和支出能力的一个先行指标（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换言之，如果不能印钞的政府被迫增税和减支，或者如果能够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且大举购债，这个预警就会出现。更具体地说，当政府的资金耗尽时（承担巨额赤字、大量债务和无法获得充足的信贷），就面临有限的选择：要么增税并大幅减支；要么大量印钞，这会导致货币贬值。那些能够印钞的政府总是选择印钞，因为这样做的痛苦会小得多，但这会导致投资者抛出政府发行的货币和债券。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只能增税减支，这会驱使有钱人逃离这个国家、州或司法管辖区，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缴税增多而服务减少的境况。如果在这些无法印钞的实体中，选民之间贫富悬殊，那么增税减支举措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在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及许多州和城市的政府都面临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央行（美联储）有印钞权。所以，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联储正在大规模增印货币，购买大量联邦政府债券，为联邦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这一做法帮助了联邦政府及其试图帮助的群体，但也严重削弱了美元和美元债务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
●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著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决策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支出，要么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谁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是富人还是贫困者？显然不能是贫困者。削减开支对贫困者来说是最不能容忍的，所以政府需要给富人增税，与此同时，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加大。但如果富人意识到，政府为了偿付债务和削减赤字，将对他们课税，他们通常就会离开所在的地方，造成上文所述的空心化趋势。目前，一些人已经从美国的一些州搬到另一些州。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有这种可能性。
●相比于受困者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平均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有些人支持有利于整体的政策，如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取代人的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如果整体的分配方式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些人忽视了整体将会面临风险这个事实。●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率。
破产的政府应该怎么做？历史表明，对足够部分的已有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进行重组和/或贬值，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在第五和第六阶段中的典型做法。一旦重组或贬值让债务负担降低（这通常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破产的政府就可以进行重建工作了。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历史表明，如果将放贷和支出用于广泛提高生产率、使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偿还债务。这样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如果放贷金额不足以偿付债务，那么央行完全可以印钞并成为最后贷款人，只要确保这些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足以偿还债务就行了。
典型的有害组合通常伴随着以下常见问题，这些情况发生得越多，发生内战、革命等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堕落
堕落性消费的资金来源通常是借款，这会使财政状况恶化。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心理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他们可以把自己赚来的钱，依自己的心愿花在奢侈品上，而贫困者认为在他们受苦时，富人这么豪奢是不公平和自私的。
●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相比于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投资于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才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官僚主义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轻，但在周期的后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人们做出明智和必要的决策。这是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它们往往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发展到一个地步—连明显有益的事情也无法完成。这时就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混乱和不满会滋生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反对精英主义，声称会为普通人而奋斗。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所迎合的那些普通人认为，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精英的关注和解决。民粹主义通常在以下情况下滋生和发展：财富和机会存在差距，人们认为来自国内外的不同价值观对自己的文化构成了威胁，权势群体的“建制派精英”未能使大多数人获益。民众希望掌权者为民奋斗，当这些情况挑起民众的愤怒情绪时，民粹主义者就会上台。
我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指标。民粹主义现象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在内部周期的第五阶段就会走得越远，越接近内战和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变成少数派。在第六阶段，中间派不再存在。
+族群斗争
一般来说，●当困难和冲突加剧时，人们更倾向于：刻板地把他人看作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成员；把这些族群要么看作敌人，要么看作盟友。这一情况在第五阶段变得更加明显，在第六阶段变得危险。
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是，人们把其他族群的成员妖魔化（这种现象在第六阶段有所增加），通常会把一个或多个族群变成替罪羊，指责它们是问题的源头，故而想要排斥、监禁或消灭它们（发生在第六阶段）。少数民族、种族、社会阶级群体通常被妖魔化。最典型、最恶劣的例子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公共领域中真相的消失
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更加情绪化，更加受政治因素左右。由于宣传和媒体报道愈加失真，人们不知道何为真相。这种现象与日俱增。
在第五阶段，争斗中的人们通常与媒体人士合作，通过操纵民众情绪来赢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
+规则渐渐不被遵守，粗野争斗开始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热衷的某些追求比决策体系更为重要，那么决策体系危在旦夕。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下述两个前提下才能生效：规则和法律必须清晰明了；多数人把在规则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看得足够重要，因此愿意为规则和法律行之有效而做出妥协。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有所欠缺，那么法律体系危在旦夕。
到了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将成为游戏规则，无底线的竞争将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为激情而抛弃理性。●在取胜成为唯一重要之事的时候，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强化自身的方式愈演愈烈。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某种追求而不惜争斗，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任何事达成共识，体制就濒临内战/革命。
• 在第五阶段后期，司法系统和警察系统的掌控者通常将其用作政治武器。私人警察系统也开始建立，比如殴打他人并夺取资产的暴徒、保护他人免遭这种伤害的保镖。例如，纳粹在掌权前建立了一个准军事组织，掌权后将该组织变成官方组织。20世纪30年代昙花一现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的三K党实质上也是准军事组织。
• 在第五阶段后期，抗议事件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暴力。因为健康的抗议和革命的爆发之间并不总有清晰的界限，所以掌权者往往很难权衡，如何既容许抗议活动，又不让抗议者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反抗体制。领导人必须妥善处置这些情况。当示威活动变成革命时，典型的两难困境就出现了。
●如果有人在战斗中丧生，这就发出了一个警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斗争走向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胜者和败者明显确定为止。
下一个原则：●若你有疑虑，就要撤离。如果你不想被卷入一场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早撤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逃脱的人往往已经无法逃离了。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些时期会采取资本管制及其他措施。
●当解决分歧的体制变得无效时，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结束，第六阶段（发生内战）开始。换言之，发生这种情况时，体制已经崩溃到无法修复的地步，人们暴力相向，领导层丧失了控制能力。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后期时（如美国目前的情况），最大的疑问是，体制在崩溃之前有多大的韧性。民主体制基本上尊重民心，也更有韧性。因为民众可以选择替换领导层，而且出了问题只能归咎于自己。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权更迭更容易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有一个缺点：领导者是通过民众支持率选出的，而大多数人不大会慎重地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大多数组织在为要职寻找合适人选时会进行慎重评估）。事实证明，这种民主体制在重大冲突时期可能会崩溃。
●西式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分裂和对立，因而决策可能缺乏效率，产生不佳结果，进而引发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这些专制者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混乱局面，进而使国家能够很好地为他们造福。
●要想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第五阶段是个交叉路口，一条路可能走向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可能走向理想化的和平共存。和平与繁荣显然是理想之路，但要艰难得多。这条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主动向他方伸出橄榄枝，让各方参与决策，重塑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和有效的内部秩序（即高效地让大多数人获益）。这样的领导人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我们为他们祈祷。第二类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出内战/革命的深渊。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重新开始
●在长期没有经历内战的国家，人们通常认为不会发生内战，但历史告诉我们，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与其假设“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不如对内战保持警惕，观察那些显示本国离内战有多近的指标。内战和革命几乎总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有些内战打破了旧体制，需要建立新体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内部秩序。该秩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第五阶段。苏联试图在体制内部实行革命性变革，就是所谓的“改革”（即重组）。这一尝试失败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
●内战和革命注定会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这些变化是需求带来的自然结果，因为已有体制内无法实现重大变革。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会经历这些变革。
内战通常是极其残酷的。在内战的初期，各方通常以强硬而有序的方式来争夺权力。随着战斗和情绪的激化，各方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战争的残暴程度就会加剧，加剧速度出人意料。
历史表明，内战/革命的领导者通常是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至今依然如此）。
这些领导者通常（如今亦然）也富有魅力和领导才干，他们能够与其他人通力合作，建立有效运营的大型组织，掀起改变体制的革命。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就不妨留意具有这些素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些人会发生转变，从试图使体制更加公平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变成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残酷革命者。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掌权的政府几乎总是陷入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法从富人手里获取资金，导致富人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为了阻止这些转移，政府会实行资本管制，控制资金转入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和其他货币，或者转入更难课税的资产和/或生产性不高的资产（如黄金）。
雪上加霜的是，在内部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个国家更可能遭到外敌的挑战。因为国内冲突让国家变得脆弱，使其更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袭击。内部冲突导致国民分裂，给国家带来财务负担，领导者专注于处理内部冲突，而没有太多时间关顾其他问题。这一切为外国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内战/革命何时开始并不清楚，但当人们深陷其中时，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会确定内战开始和结束的日期，但这是主观臆断的。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内战开始和结束的时刻，但他们知道自己何时处于内战之中。
内战是极其残酷的，这是决死之战。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选边战斗。中间派也会在残酷厮杀中败下阵来。至于哪种类型的领导人最适合领导内战和革命，那就是“励志将领”。这些人勇猛强悍，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在各种非赢不可的战斗中取胜。因为战斗很残酷，所以他们必须足够残忍，才能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
内战和革命是极其痛苦的，但往往带来结构性改革。如果其处理得当，就可以为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内战/革命之后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这取决于接下来的行动举措。
结语
这些历史研究告诉我，除了进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进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周期，它们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很难改变或对抗。要想妥善应对这些变化，人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并知晓应对这些变化的永恒普适原则。随着形势的变化，最好的做法也发生变化。
我们不应僵化地认为，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始终是最好的。肯定会在某些时候，一个体制不再适合其所处的环境，而如果一个体制不适应环境，就会灭亡。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不断改进体制，使之很好地适应环境。要想测试任何体制的运行效率，只要看它能否有效地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任何体制的有效性，也将继续这么做。
尽管如此，历史清楚地告诫我们：通过有技巧的合作产生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配好，让大多数人满意，这比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打内战，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价值大得多，痛苦也小得多。
6 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人们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秩序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运作，无论是内部秩序还是外部秩序，二者融合在一起。
秩序与混乱之间的6个阶段也适用于国家之间，一个主要例外：●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这是因为所有管理体制都需要有效且议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如警察），(3)裁决机制（如法官），以及(4)明确和具体的结果，从而确定罪行并依法执行（例如罚款和监禁）。在外部秩序中，这些规则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国际关系的指导不如对国内关系那么有效。
为了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守规则，各国做出了多种努力（例如，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未能奏效。因为这些组织的财富和权力比不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国家共同体的权力，那么权力更大的国家将会制定国际秩序。例如，如果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权力超过联合国，那么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而不是联合国。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丛林法则。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有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
1.贸易/经济战：冲突涉及关税、进出口限制和从经济上损害对手的其他方法。
2.技术战：冲突涉及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属于国家安全保护范畴。
3.地缘政治战：冲突涉及领土和联盟，解决方式是谈判和做出明确或间接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4.资本战：冲突涉及施加经济制裁等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以及限制外资进入资本市场。
5.军事战：冲突涉及实际动武和军事力量的部署。
大多数国家间斗争属于其中一类或多类（例如，网络战争涉及所有类别）。国家为了财富、权力和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而争斗。虽然大多数类别的战争不涉及枪击和杀戮，但它们都是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对手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前4类战争会逐步激化，直到军事战爆发。
●全面展开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生存问题岌岌可危（这些问题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以至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战争将会确定哪一方得偿所愿，进而获取霸权地位。规则制定者的明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对于战争，最可确信的两点：(1)战争不会按计划进行，(2)战争远比想象的更糟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接下来的许多原则是针对如何避免武力战争的。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战争总会发生。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是悲惨的，而且出于荒谬的理由，但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奋战的。因为不为之奋战的后果（如失去自由）将是不可容忍的。
外部秩序变化背后的永恒普适力量
●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
●在财力上超过对手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最大：(1)双方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2)双方在生存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对立国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退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两者都是代价高昂的。选择战斗要付出金钱和生命的代价，选择退让要付出国际地位的代价，因为退让是懦弱的表现，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支持减少。当两个竞争对手都有能力摧毁对方时，双方必须极为确信自己不会被对方严重损害或毁灭。然而，处理好囚徒困境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要想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双方必须进行良好的协商，既考虑到对方也考虑到自身的优先关注点，并懂得妥善地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获胜意味着在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丧失的生命和金钱超过带来的益处，这样的战争就是愚蠢的。
但是，愚蠢的战争仍在不断发生。原因包括：(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中的大国担心让步的代价，(d)在必须快速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存在的误解。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鼓动会加大愚蠢战争爆发的风险。所以领导者最好慎重思考，如实解释真实的情况和应对措施（民主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民众的意见非常重要）。最糟糕的是领导者对民众不诚实、情绪化，甚至接管媒体。
总的来说，双赢与双输关系之间的转变往往具有周期性。在繁荣时期，人们和国家更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在萧条时期则更可能发生争斗。
●获取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运用权力。
战争之路
1929年大萧条之后，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几乎所有国家都因财富争夺而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冲突。各国转向了更具民粹、独裁、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
这些变化要么偏向左翼，要么偏向右翼，而且程度各不相同，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及其民主或专制传统的程度。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糟糕的经济环境和不健全的民主传统导致了极端的内部冲突，使国家转向民粹主义/独裁的右翼领导人（即法西斯主义者）。
在不同的时间点，苏联和中国也处于极端的经济困境，两国转向了左翼领导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传统要强大得多，经济状况也没那么艰难，两国的民粹主义和专制势力有所抬头，但这些势力远不像其他国家的那么强大。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在决定治理方式时，需要做出以下三大选择：(1)决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还是自上而下（专制）？(2)社会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处于二者之间）？(3)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至关重要）还是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至关重要）？
●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征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的做法很常见，但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因为生产并未发生在效率最高的地方。最终，这会加剧全球经济疲弱，因为关税战争使加税国家的出口减少。但这一做法有利于受到关税保护的实体，也能给征收关税的领导人带来政治支持。
●天灾（如旱灾、洪灾和瘟疫）常常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其他的不利形势，酿成一段严重冲突时期。
●通缩性萧条是债务人不具备偿债所需的资金而导致的债务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印钞、债务重组和政府支出计划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并降低其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花多长时间才会采取这些行动。
以美国为例，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到1933年3月罗斯福采取行动，美国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罗斯福执政的前100天里，他出台了许多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的资金来源是大幅增加的税收和巨额预算赤字（通过债务融资，并由美联储将债务货币化）。
●在经济严重承压且存在贫富悬殊的时期，国家通常会进行根本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则是对富人大幅增税，显著增加货币供应（使债务人的负债贬值）；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则是强制没收资产。
●真枪实弹的战争爆发之前，通常会有一场经济战。
以下是经济和资本工具武器化的常见战术。这些战术一直没有改变，现在仍然如此。
1.资产冻结/没收：防止敌人/对手利用或出售它们所依赖的境外资产。这些措施包括冻结某个国家的目标群体的资产（例如当前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者二战刚爆发时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资产冻结），还包括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或者直接没收某个国家的资产（一些美国高层决策者一直在讨论拒绝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2.阻止资本市场准入：阻止一个国家进入本国或他国的资本市场（例如，1887年，德国禁止购买俄国的证券和债券，旨在阻碍俄国的军事建设；美国正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措施）。
3.禁运/封锁：禁止在本国或一些保持中立的第三国从事商品和/或服务贸易，从而削弱目标国家，或者避免该国获得必需品（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禁止日本船只在巴拿马运河通行），或者阻止目标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切断其收入来源（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实施封锁）。
1941年12月7—8日，日本对驻守在菲律宾和珍珠港的美军发动了联合袭击。这标志着二战在太平洋地区打响，使美国也卷入了欧洲的战争。虽然日本没有一个公认的取胜计划，但是乐观的日本领导人认为，美国将会失败。因为美国同时进行两线作战，美国采取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它们比不上日本和德国的独裁主义的法西斯体制及其控制的军工联合体，而日本人更有忍受痛苦和为国献身的坚强意志，这是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出的重要因素。●在战争时期，一个人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为重要。
战时经济政策
在战争时期，随着国家将资源的利用从赢利转向作战，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例如，政府决定(a)何种物品可以生产，(b)何种物品可以买卖及买卖数量（配额供应），(c)何种物品可以进口和出口，(d)价格、工资和利润，(e)个人是否可以控制自己的金融资产，以及(f)个人是否可以将自己的资金转至国外。由于战争耗资巨大，政府通常(g)发行大量债券，并将债务货币化，(h)依赖于非信贷货币（如黄金）进行国际交易，因为本国的信贷不被接受，(i)实施更加专制的政策，(j)对敌国实施各类经济制裁，包括切断资金渠道，以及(k)面临敌国对己实施的这些制裁。
结语
受益于独特的环境与品格和文化本性（如具备高水平的职业道德、聪明才智、纪律、教育等基本要素），每个世界强国都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一些国家以更和平的方式走向衰落，它们受到的创伤更小，但终究还会衰落；另一些国家在衰落的过程中饱经创伤，从而陷入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出现了重大的财富和权力之争，历史表明，这些争斗给经济和生命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周期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如果国家在富强阶段时，能够保持生产率，让收入高于支出，使体制惠及大多数人，能够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双赢关系，那么就会维持得更久。许多国家都维持了数百年，而有着245年历史的美国也验证了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7 从大周期的角度思考投资
我的生活和事业原则是，设法理解世界的运行原理，制定妥善的应对原则，以此为基础进行下注。本书分享的研究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在进行这些研究时，我自然会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我的投资中。为了做好投资，我需要知晓我的方法能否取得长期效益。如果我不能自信地解释历史背景，或至少做出应对未知情况的策略，那么我认为自己的疏忽是极其危险的。
在财富和权力大起大落的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将其称为“投资大周期”。我认为，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周期，才能从战术上调整或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避免受到不利影响，并且/或者从中获利。要想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了解这些大周期，最好搞清国家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所有市场都是由以下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
这是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以当前的一次性支付换取未来的支付。这些未来的现金支付取决于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即投资者相对于持有现金所愿承担的风险）和决定投资的当前价值（所谓的“现值”）的折现率（折现率是用来评估未来货币的当前价值的利率，其计算方法是比较当前以该折现率投资的金额与其他投资的金额在其未来某个时间的价值）。
这4个决定因素的变化驱动投资回报的变化。如果能知晓每个决定因素的未来形势，我就可以确定投资策略。这些认知告诉我如何把当前世界形势与当前市场形势联系起来，反之亦然。这些认知还告诉我如何平衡我的投资，使我的投资组合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良好的分散化投资。
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这些因素。因此，政府目标与当前形势的相互作用成为周期的驱动因素。例如，如果经济增速过慢和通胀过低，央行就会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贷，由此产生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通胀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上升。
为了影响市场回报和经济形势，中央政府与央行的职责有所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征税和支出，其决定政府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但不能创造货币和信贷。央行可以创造货币和信贷，但不能决定货币和信贷是否流入实体经济。中央政府和央行的这些行动影响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买卖，推动它们的价格上涨或下跌。
每项投资都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这些驱动因素，从未来现金流的角度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每一项投资资产都是一个投资组合的组成部分，而投资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根据这些驱动因素妥善地构建投资组合。例如，当经济增速高于预期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而当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高于预期时，债券价格将会下跌。我的目标是，将这些基本因素纳入投资组合的战略决策中，基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形势（影响这4个决定因素），构建具有良好分散性和战术倾斜的投资组合。这些基本因素适用于国家、环境偏好、单个行业和公司等不同层面。
这种投资方法与大多数投资者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大多数投资者不会探究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他们认为历史和以往投资回报与自己基本上无关。其次，他们不会通过我刚才描述的视角来思考投资回报。我认为，这些视野给我和桥水公司带来了竞争优势，但采纳与否由你决定。
大多数投资者根据自己一生的经历做出预期。少数勤勉的投资者会回顾历史，查究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决策规则。在我认识的投资者和高层经济决策者中（我认识很多出色的投资者和决策者），没有人深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情况及其原因。
资本主义和市场大周期
信贷发放后，购买力是为了换取支付承诺而产生的。因此从短期来看，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信贷抑制经济增长。这就形成了周期。纵观历史，获得金钱的欲望（通过借款或发行股票）和储蓄金钱的欲望（通过贷款或购买股票进行投资）一直存在共生关系。这推动了购买力的增长。最终，支付承诺远远超过支付能力，导致债务违约、经济萧条和股市崩盘等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象征的还是真实的，银行家和资本家都会遭到处决，因为太多的财富和生命被摧毁。为了缓解危机，政府会印发法定货币（政府可以发行货币，但货币没有内在价值）。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周期的整体格局
投资风险是无法赚取足够的钱来满足需求。它不是用标准差来衡量的波动率，而标准差几乎是用来衡量风险的唯一标准。
大多数投资者面临的三大风险是，投资组合将无法提供支出所需的回报，投资组合将面临破产，以及很大一部分财富会被收走（例如，通过高税收）。
回顾资本市场大周期
在周期的上行阶段，债务增加，金融财富和负债增速超过实物财富增速，最终，债务人无法兑现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如现金、债券和股票）。这导致了“银行挤兑”型债务问题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得不印钞，设法缓解债务违约和股市下跌的局面。央行印钞将导致货币贬值，使金融财富价值相对于实物财富价值下跌，直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经通胀调整后）低于实物资产的水平。这时，周期重新开始。
投资者需要经常自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你得到的利息金额是否足以弥补你所面临的货币贬值风险。
典型的债务/货币/资本市场大周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反复出现，也表现在(1)实物/有形货币和实物/有形财富的相对价值中，以及(2)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的相对价值中。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只有在获得有真正价值（内在价值）的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时才有价值。这些周期的运行方式：在上升阶段，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如创造的债务和股权资产）的数量超过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即前者可以要求兑换的货币和财富）的数量。这是因为(a)对创造和出售金融资产的资本家来说，这些业务有利可图；(b)增加货币、信贷和其他资本市场资产是决策者创造繁荣的有效途径，因为这会给需求提供资金；(c)这种做法产生的一种错觉是，人们变得更富有，因为当货币和债务资产的价值下降时，金融投资的账面价值上升。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总是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的债权，而这些债权永远无法兑换成实物财富和实物货币。
在周期的上升阶段，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此外，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资金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降低风险溢价。由于利率处于低位，而且更多资金进入金融体系，这些投资的回报率提升，它们显得更有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利率和金融资产的未来预期回报率都在下降。未偿债权相对于可兑换实物越多，风险就越大。这些风险应该由更高的利率来补偿，但情况通常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形势似乎大好，人们对债务和资本市场危机的记忆已经淡去。
第六章结语
通过回顾世界过去500年和中国过去1 400年的历史，我看到基本相同的原因驱动基本相同的周期周而复始。
在1945年建立世界新秩序之前的几年里，国家进行根本性变革和结构性重组，经历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这是大周期末期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虽然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过渡充满痛苦，但更大的力量与其抗衡，之后迎来的是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鉴于这些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而且我无法确定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只有制定出应对这些情况和自身过失的策略，我才能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