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些重要的变化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发生的。我的目标是揭示这些案例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并从这个视角来展望未来。
我的目标是搞清世界的运行原理，总结出永恒普适的原则，从而妥善地应对当前形势。这么做不仅很有必要，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对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像潮起潮落一样循环往复。
我也发现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他们与政权掌控者合作，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制定和执行规则。我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
我发现，随着这一运作机制的逐渐演变，很小部分的人获得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之后国家变得过度扩张，陷入困难时期，使最贫困且最没权势的群体遭受最大的重创，进而引发冲突，酿成革命和/或内战。冲突结束后，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基于本书解释的原因，我认为，目前相对财富、权力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典型的巨变，这将对所有国家的每个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典型的周期中，它们相互强化，形成一个巨大的兴衰周期。这个典型的大周期支配着国家的兴衰，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和市场（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方面）。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在这些周期的驱动下，国家在两个极端之间更迭（例如，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左派掌权与右派掌权、国家合并与解体之间更迭）。这是通常发生的情况。因为人们倾向于极端化，从而超过平衡点，出现过度而导致反向走势。朝着一个方向的走势中，潜藏着导致反向走势的要素。
这些周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原因与人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不变是一样的：人类本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变化。例如，恐惧、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终没有改变，它们是驱动周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周期围绕着上行轨迹而反复出现。在我看来，大多数事物是沿着一条具有周期性的上行轨迹发生的。这条轨迹就像一个上行的螺丝锥。
进化是一种相对平缓而稳定的进步，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而周期则是来回波动的，它朝着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后，就会出现逆转，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到尽头，像钟摆一样周而复始。
但是，经济则是有起有落的，因为在债务周期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沿着上行趋势线上下波动。这些围绕趋势线的渐进变化（有时是彻底变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且毫无痛苦的。某些变化极其突然且充满痛苦，这是因为人们会犯错误，需要从中吸取教训，进而提高适应力。
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稳步提高（生产率是人均产出，受人类的学习、积累和发明的驱动）。然而，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有差异，其原因总是一样的：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决策者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投资者和公司也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便确定最佳的长期投资对象。
人均产出［即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估值］和预期寿命。这可能是两种公认的福祉衡量方法（但数据可能并不精确）。
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能够通过更好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率。
在资本主义诞生、企业家精神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率普遍提高，财富和权力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土地所有权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共同维持对土地的控制）转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有创造力的资本家创造并拥有工业产品的生产手段，并与政府官员合作，以维持允许他们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体制）。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带来了这些变革。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一直在这样的体制中运营：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教育、创造力和资本主义的综合作用，决策者与掌控大部分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进行合作。
获取知识和提高生产率固然意义重大，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会给财富和权力及其持有者带来巨大的突变。巨大的突变来自经济繁荣、经济萧条、革命和战争，这些时期主要由周期决定，而逻辑因果关系驱动这些周期。例如，19世纪末的标志是生产率提升、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壮大，而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过度负债，造成经济衰退，使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国家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严重的财富和权力斗争。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动荡时期的产生都是缘于财富和权力斗争（即革命和战争形式的冲突，通常是货币和信贷崩溃与巨大贫富差距所致）与严重天灾（如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些时期的糟糕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忍受能力。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
信贷崩溃的原因是债务过多。中央政府通常需要大量注资，让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但政府没有这笔资金，于是，央行总是被迫增印货币，充分提供信贷。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大量债务造成经济急剧下滑时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债务泡沫是“咆哮的20年代”经济繁荣的自然延伸，经济繁荣变成了债务融资泡沫，泡沫在1929年破裂，导致了经济萧条，中央政府借助央行创造的大量货币和信贷，进行大规模支出和借贷。
以往的经济和市场下行时期大约持续了三年（出入在几年之内），这取决于债务重组和/或债务货币化所需的时间。通过印钞填补债务缺口的速度越快，通缩性萧条就会越快结束，人们也就越快开始担心货币价值。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为例，股市和经济触底的那一天，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遵守允许纸币兑换成黄金的承诺，政府会充分提供货币和信贷，使人们可以从银行取出存款，并将得到的资金和信贷用于消费和投资。从1929年10月股市首次崩盘开始，这段时期已持续了三年半。
历史上的大多数周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发生的。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重创了弱者，也确定了谁是强者。强者建立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在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等。
破坏/重建时期是怎样一种经历？人们很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而听到的故事都很可怕，因此，大多数人自然很担心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些破坏/重建时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痛苦，更重要的是造成了重大伤亡。虽然一些人遭受了更沉重的打击，但几乎没有人能逃避损失。
虽然这些革命/战争时期通常给人类带来很多苦难，但我们（特别是在最艰难时期）绝不应该忽视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些困境，人类的适应力、迅速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远远大于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并投资于人类的适应力和创造力。尽管我很确定，在未来几年，人类和世界秩序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变化，但我相信，人类会变得更聪明，并以极其务实的方式变得更强大，这将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挑战，继续迈向新的征程，实现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
四个最重要的国家：荷兰、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持有了最近的三种储备货币—当前是美元，之前是英镑，再之前是荷兰盾。
之所以是这四个重要国家的原因：
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荷兰作为一个相对很小的国家，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
英国的发展轨迹与荷兰类似，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鼎盛；
最后，美国崛起，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不过其主导地位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尤为显著；
当前，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国家都是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们不一定是最优越的国家。原因有二。其一，虽然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想要获得的，也最容易引发人们之间的争斗，但一些国家和人民并不认为财富和权力是最重要的，也不会为此而与他人争斗。一些国家和人民认为享受和平与生活更重要，不会为了获取大量财富和权力而奋力争斗。本项研究不包括这些国家，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比那些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国家享受更多的和平（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把享受和平与生活置于获取财富和权力之上有很多优势。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
每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单一指标大致等同于18个实力指标的平均值。先来看8个主要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国家兴衰的原因和过程：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世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往往在国家开始衰落后仍然存在，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种货币，货币存在的时间通常长于国家实力持续的时间。
我将这种具有周期性和相关性的上行或下行变化称为大周期。
值得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实力指标的涨跌都与该国的兴衰吻合。这是因为这些优势和劣势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会促使该国在其他方面变得强大或者疲弱，这是合乎逻辑的。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将国家兴衰分为三个阶段。
新秩序——>上升阶段——>顶部阶段——>下跌阶段——>新秩序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a)债务水平相对较低，(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c)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d)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e)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f)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所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轨迹向顶部阶段发展的。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a)高负债，(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c)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d)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e)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在顶部阶段，主要大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拥有储备货币给予它们一种“过分的特权”。例如，美国因此可以增加借款，从而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主要大国的购买力，但长期来看，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下跌阶段通常缘于国内经济疲弱和内部斗争，或缘于成本高昂的外部斗争，或两者兼具。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然后骤然终止。
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当所有这些因素（负债、内战/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对货币失去信心）交织在一起时，世界秩序的改变通常就近在咫尺。
综上所述，围绕着生产率增长的上行趋势线（使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存在着产生繁荣建设时期的周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融洽合作以共同创造繁荣，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一个或多个世界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是令人愉悦的繁荣时期。但是，繁荣发展一旦变得过度（以往情况总是如此），国家就会进入破坏和重组的萧条时期。届时，国家的基本面处于疲弱态势，负债水平处于高位，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不同派系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在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国家难以维持过度的扩张，从而陷入充满争斗、毁灭和重组的痛苦阶段，进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为新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基础。
1930—1945年是最后一个主要的破坏和重组时期，此后迎来了建设时期和世界新秩序（始于1945年）、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位于纽约的联合国、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世界秩序是以下因素的自然结果：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美国拥有全球2/3的黄金储备，当时黄金是货币），美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强国（美国的产出占全球整体水平的大约一半），美国也是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当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和最强大的常规武器）。
主要的旧国家（即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正接近长期债务周期的终点，积累了大量债务，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政治分裂的中央政府最近发放借来的大量资金，央行设法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提供融资（即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同时，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崛起的世界大国与主要世界大国在贸易、科技发展、资本市场和地缘政治方面展开竞争。
自古至今，所有人都有管理人们相处关系的体制或秩序。我把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把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体制称为“世界秩序”。这些秩序相互影响，而且总在改变。这样的秩序存在于家庭、公司、城市、州和国家以及世界的各个层面。它们决定谁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做出决策，包括如何分配财富和权力。这些秩序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取决于人类的本性、文化和环境。
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使其发生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决定因素，就能理解历史机器的运作原理，预测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决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过于复杂。我们不妨重点关注这三大周期：(1)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例如资本市场周期）；(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另外两个决定因素也值得注意，即(4)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这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及(5)天灾，最重要的是干旱、洪水和疾病。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推动进化过程。历史上的天灾（如干旱、洪水、疾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上是5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称之为“五大力量”。当5个决定因素朝着同一个方向出现改善或恶化时，大多数其他因素都会出现相同的走势。
我还介绍了8个可以衡量国家实力的指标。在我看来，这8个指标最为重要。这些指标反映且驱动国家实力的上行和下行走势。
其他因素，例如地质/地理、法治和基础设施，也很重要。下图显示我的模型所包含的所有18个因素。
没有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单独决定的，但综合考虑时，它们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一个国家在其生命周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方向。
虽然我分别衡量和描述每个决定因素，但它们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可以相互作用、融合在一起的。它们通常会相互强化，共同决定整个周期的起落。例如，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全球贸易份额和财富，增强军事力量，最终建立一种储备货币。此外，拥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有效配置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体系，以及获得自然资源的渠道和有利的地理条件等因素都很有帮助，如果这些因素出现衰落，它们往往就会一起衰落。
并不是所有的指标都可以用数字和方程来表示，人类本性和权力关系（影响人类行为和结果）等因素最好用语言来描述。我把这些因素称为影响机制。
下图显示一系列其他主要影响机制，它们是我在评估国家所处的位置和未来可能情况时所需关注的方面。
与其他事物一样，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也在不断演变，将现有情况向前推进；现有情况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又产生新的情况。演变是缘于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而发生的。现有情况和决定因素驱动着各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创造出一套新的情况和决定因素，从而推动新的变化，以此类推，就像物质和能量在永动机中相互作用一样。因为一组特定情况创造出一组有限的可能性，所以通过正确识别这些情况和理解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学习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
如果不以历史眼光来认识这些差异，我们就会面临一些障碍。一旦洞察并领悟永动机的运作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体制如何逐步发生演变。这些体制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体制、民主体制，以及由这些体制演化而来的后代和混合体，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些演变后，我们可以基于人们选择的相处方式以及人性影响，设想新的内部秩序（决定财富和政府政治权力的分配）将会如何演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些值得深入分析但不包括在本章主体部分的概念。
5.自身利益。虽然自身利益是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的主要动机，但哪个“自身”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家庭、部落（即社区）、州、国家、帝国、人类、所有生物还是宇宙？下图显示各种可能的单位。越往上，包容面越宽；越往下，包容面越窄。在你所处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愿意为什么献出生命？
人们最信赖的“自身”是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的自身，这种意愿驱动着他们的行为。例如，如果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更可能得到保护，而如果人们认为个人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就会逃离枪林弹雨。
在过去几年里，世界从更加全球化走向更加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凝聚力，因为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看法日益分化。这些差异导致人们迁移到符合他们偏好的州，促使这些州具有更大的个体相关性，而不是作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这些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冲突。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对于系统应该如何运作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州权利相对于国家权利应该有多大；其二，大多数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变化，所以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本质。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出控制轨迹的变化，这通常标志着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改变。
不妨思考一下，你观察到何种变化？你看到的是合并还是解散？从哪个层面向哪些层面发展？这些变化对你和你的目标有何影响？
6.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定义财富，并研究其对拥有或缺乏财富的国家的影响。
财富=购买力。为了避免追究细节，我们称财富为购买力，以区别于货币和信贷。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货币和信贷的价值是变化的。
实物财富≠金融财富。实物财富是人们期望拥有和使用而去购买的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流媒体视频服务等。实物财富具有内在价值。金融财富由金融资产组成，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a)在未来获得持续的收入，和/或(b)在未来出售以获得资金，进而购买想要的实物资产。金融财富没有内在价值。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
财富=权力。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这些统治秩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统治者被那些为自己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推翻。
财富减少=权力减小。没有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在失去购买力后不会失败。要想成功，一个人的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一些实体的支出适度且有盈余，另一些实体的收入高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容易取得可持续的成功。
9.多代人心理周期。与国家兴衰相对应的是，心理和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式和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新兴国家”。在那些取得进步的国家，人们通常努力工作，逐步攒下比生存所需更多的钱，他们因担心将来没有足够的钱而做好储蓄。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财务安全感的人们通常在财务方面仍然小心谨慎。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努力工作，国家出口大量商品，实行固定汇率，人们大量储蓄，并有效地投资于房地产、黄金、本国银行存款等实物资产，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
国家在这个阶段既经历了收入快速增长，又经历了生产率快速增长。生产率增长意味着：(1)通胀不是问题，(2)国家变得更有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通常不会显著增加，有时还会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期。如果国家提供充分的产权保护，那么这时也是投资于这个国家的绝佳时机。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后，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很高，所以劳动力变得更昂贵。但他们之前在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仍在带来回报，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使他们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享受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1950—1965年，美国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关键是要尽可能长地维持这些带来实力的决定因素。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加大杠杆的背后是心理变化。因为经历过前两个阶段的人们已经去世或变得无关紧要，而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则习惯于优越的生活，而不担心钱不够。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虽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当大国经历这个阶段时，通常标志着接近衰落。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时，第四阶段中所描述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充分意识到现实的窘境。
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对明显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要让心理和属性完成一个重新达到昔日高峰的完整周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复兴）。罗马人和希腊人从未东山再起，而中国人则经历过几次。
11.人类的创造力。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获取过程更多的是以迸发和渐进这两种方式演进的，而不是有涨有跌的周期。迸发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上升阶段，渐进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下跌阶段。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换句话说：创新发明+商业精神+兴旺发达的资本市场=生产率大幅提升=财富和权力增加
17.群体斗争。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一小部分人（“统治者”或“精英”）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尽管比例有所不同）。他们控制体系并从中获益，自然支持并试图维护这一体系。由于财富拥有者可以影响权力持有者，权力持有者也可以影响财富拥有者，所以这些统治者或精英内部存在同盟，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让所有人都遵守现有指令和法律，尽管这个体系加大了财富和权力差距。
因此，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尽管不想扰乱惠及他们的秩序，但这些精英一直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企图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争斗。当经济形势较好、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时，这些争斗就会减弱；当经济形势不佳时，这些争斗就会激化。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的：“贫困者和富人相互争吵，无论哪一方占上风，都不会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霸权作为胜利的奖赏。”在通常情况下，大周期伴随着和平与生产率上升的时期，财富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长，这导致一小部分人获得并控制了极大比例的财富和权力，然后变得过度扩张，进而导致困难时期出现，没有钱权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最大。革命和/或内战因此爆发，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使周期重新开始。
纵观所有国家的历史，财富拥有者也都拥有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财富，他们与规则制定者和实行者合作。虽然情况一直如此，但具体方式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
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群体”（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权力通常由三四个群体掌控。一个人与谁最亲近？与谁接触最多？与谁最相似？这些因素将决定这个人属于哪个或哪几个群体。群体划分决定了谁是朋友，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你可能需要记录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在冲突激化时期，你所属（或被假设所属）的群体将变得更加重要，它将决定你所支持和反对的对象、你的未来行动及其结果。
1.是富有还是贫困？
贫困
2.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派？
中间派
3.种族？
黄种人
4.民族？
汉族
5.宗教？
无
6.性别？
男
7.生活方式（如激进还是保守）？
生活方式保守，政治理念激进，投资理念保守，社交理念保守。
8.地理位置（如城市、郊区还是农村）？
农村或郊区
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永恒普适的真理：自孔子生活的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来，●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18.左倾/右倾政治周期。资本家（即右倾势力）和社会主义者（即左倾势力）不仅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都愿意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奋斗。右倾/资本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自给自足，从而获取效益，限制政府干预，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成果，允许个人选择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资本主义最适合大多数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资本家通常不能容忍为那些缺乏生产和盈利能力的人提供财务支持。对他们来说，赚钱=取得效益=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他们不太注意经济机器是否为大多数人创造了机会和繁荣。他们也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盈利形式不利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例如，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并非当务之急，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动力。
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人们互相帮助，政府支持民众，分享财富和机会是高尚道德，而且有利于社会。他们认为，私营部门基本上是由贪婪的资本家经营的，而普通劳动者（如教师、消防员和工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强调妥善分配经济资源。他们支持政府增加干预，相信政府官员会比资本家更公平，资本家只想剥削他人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21.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权力平衡机制驱动着几乎所有权力斗争。例如，机构内部的办公室政治、塑造国内秩序的地方和国家政治，以及塑造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都离不开权力平衡。
这个机制是通过一系列步骤展开的，但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秩序和人民：
第一步：联盟的行成。
第二步：战争决定胜负。
第三步：胜者之间的斗争。
第四步：步入和平与繁荣，但最终变得过度扩张，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机会差距扩大与负债过度。
第五步：不断激化的冲突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巨变。只有大多数人能享受和平与繁荣（前提条件是制度公平，大多数人自律和高效），和平与繁荣时期才能延续下去。